三是徽州教育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首先是官学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体制更为完备。府学与六县县学经过清初的复苏，此期教育设施得到全面恢复。以府学为例，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府学迭经修缮、扩建，成为一座宏伟的建筑群。其中仅嘉庆十二年之修，即“用白金一万四千两有奇”。后徽州著名盐商鲍氏又“捐赀重建尊经阁及教授、训导两衙署”。(65)府学设教授1人、训导1人，廪膳生员40名、增广生员40名。府学设有学田，“教授、训导收租以为薪水之资”。徽州府六县的县学，基本情形亦同府学。同时，府、县学还实施了一套严格的春秋祭祀仪式，收藏有基本的书籍。(66)徽州的官学教育在清中期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运转机制。其次，徽州书院经数百年的发展，至清中叶其功能更为全面。一方面，为适应学子科考的需要，书院强化了课艺训练，歙县古紫阳书院、祁门东山书院、黟县碧阳书院等徽州著名书院，每月都有大课、小课等“会艺”教学活动；(67)另一方面，徽州书院始终保持了其讲学的基本功能。如当时徽派朴学名家凌廷堪、汪龙先后在紫阳书院等处传播考据学说，还古书院也多年坚守传统的讲会制度。(68)再次，以童蒙教育为主的义学、塾学等遍及徽州城乡，商人、宗族等多捐资或集资置办田地，以其岁租保障运行。因此，塾师之“束脩”来源稳定，且足以保障其基本生活所需(69)，而适龄学童无论其家庭或贫或富，亦均可受到启蒙教育。与徽州教育发达共生的是，此期徽州科举成就辉煌。有研究者统计，清代徽州文进士为648人，占到安徽文进士总数1634人的41.86%，其中大部分为清中期中试者。尤其是清代徽州本籍和寄籍状元共19人，其中16人是清中叶的状元。(70)教育与科举的繁盛，展示了此期徽州文化的博大以及底蕴之深。
    四是徽州戏曲得到全面传承和展示。清中叶一批徽州籍剧作家脱颖而出，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吴城(1701-1772年)、曹鼎(1725-？)、吴恒宜(1727-？)、曹榜(1753-？)、汪应培(1756-1818年)等，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传奇作品，经刊刻而留存至今。(71)徽州的戏曲演出活动虽由来已久，而在清中叶则更为普遍。每逢传统节日或祭日，民间戏曲演出活动城乡处处可见。如上元日，绩溪县城“各处土坛神庙张灯演剧”；(72)五月十三关帝圣诞，歙县丰南“至祭演戏”。(73)一遇演出，常是“人如潮涌而至”。(74)清中叶，徽州戏曲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四大徽班进京”。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庆贺乾隆八十大寿，四大徽班中的三庆班率先由扬州进京献演，其后春台班、四喜班、和春班等徽班先后入京，在京城各大戏园演出，风靡一时。《梦华锁簿》称：“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徽班进京后，与秦腔、汉调逐渐合流，最终催生了传统文化中的“国粹”--京剧。
    五是此期的徽州籍文学家群体阵容庞大，出现了程晋芳(1718-1784年)、程瑶田(1725-1814年)、鲍倚云(1707-1777年)、王友亮(1742-1797年)、吴定(1744-1809年)、汪中(1745-1794年)、凌廷堪(1757-1809年)、鲍桂星(1764-1825年)、程恩泽(1785-1837年)等一批著名作家和文论家。他们或以诗词见长，或以文章著称，或以剧作名世，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为中国文学发展史留下了浓墨重彩。
    六是徽州科技取得具有海内外影响的成就，多位徽州籍学者在数学、农学、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成为当时一流学者。如歙县人汪莱(1768-1813年)著有《衡斋算学》7册、《衡斋遗书》9卷等，其数学研究涉及方程论、球面三角、三角函数表造法以及《九章算术》校勘等，科技史研究者称汪氏是“清代杰出的数学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创见的数学家之一”。(75)婺源人齐彦槐(1774-1840年)融通中西算学，“发乡先辈梅氏、江氏未尽之蕴”，著有《天球浅说》、《中星仪说》等天文学著作，先后研制了斜晷、中星仪、天球仪等天文仪器，影响极大。他仿制的龙尾车技惊四座，被誉为“是中国近代农具技术革新的一次成功尝试，是西学为我所用的一个范例”。(76)歙县人郑复光(1780-约1862年)著有《镜镜詅痴》、《费隐与知录》、《笔算说略》、《筹算说略》等著述，自制了望远镜等光学仪器，是清中叶著名科学家。尤其是《镜镜詅痴》一书，系统研究了光的直线传播原理、光的反射和折射定律、反射镜和透镜成像原理等，为19世纪前期中国光学的集大成之作。歙县人罗士琳(1789-1853年)著有《四元玉鉴细草》和《续畴人传》，前者对宋元时期著名数学家朱士杰的数学名著《四元玉鉴》详加校订、注疏，当时学界“言四元者，皆以罗氏为宗”；(77)后者增补阮元《畴人传》，记述19世纪及其以前中国数学家之生平事迹，成为研究古代天文历法算学史的重要文献之一。此期徽州学者在科技领域的成就，多为全国一流，部分成就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七是徽州绘画在新安画派基本格调的基础上，此期进一步发展，不仅涌现了一批画坛名家，如程士镳、方士庶(1692-1752年)、程鸣(1676-1745年)、吴子野等，他们的绘画风格也进一步创新，善于将诸多不同的绘画元素融于一体，形成了“新安变派”。这一变派既有自身的创作理念，也有不同凡响的创作实践与作品，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近代国画大师黄宾虹(歙县人，1864-1955年)、汪采白(歙县人，1887-1940年)等人。
    八是从康熙中叶到嘉庆、道光之际的百余年间，徽商发展到了鼎盛阶段。研究者指出，此期徽商的实力不但得到了恢复，且在诸多方面超过了明代：徽人从商风习更为普遍；徽州盐商势力发展至登峰造极，“两淮八总商，邑(歙)人恒占其四”；徽商在长江沿线的商业活动扩大；徽州会馆普遍建立；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更为密切。(78)凡此种种，表明了徽商在此期可谓盛极一时。徽商既是徽州文化得以兴盛的“酵母”(79)，同时徽商文化现象也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徽州版画在此期亦全面复苏，徽州建筑的风格更为显著，徽州工艺思想与艺术风格体现出时代风貌。从总体来看，清中叶的徽州文化整体呈现出博大与精致的特征，该特征也是徽州文化发展到鼎盛的重要标志。
    道光之后，近代新学术、新文化渐次兴起，明清时期徽州传统文化各种现象或逐步消退，或重新转型，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文化典型代表的徽州文化，进入了另一个发展时期。明清徽州传统文化的阶段性发展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