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徽州文化在明清时期出现的阶段性发展，与历史环境的变迁关系密切。比如，明前期之所以出现求变与创新的现象，基于明朝在蒙元历史发展阶段之后，着力建章立制，重构汉文化谱系的背景。明季出现的顿挫，与动乱、战争环境相关，而清中叶的鼎盛，则得益于“盛世”环境。同时，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与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也密切相关。徽州文化自南宋之后，逐渐形成既有地域性，又具普遍意义的区域文化。明清时期徽州文化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基于其前期的积累；各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发展、演变，也总是贯穿了其一贯的学脉，从未有突兀而兴、蓦然而衰的现象。因此，在考察徽州文化的阶段性发展时，关注历史环境的变迁和其自身逻辑的发展，至关重要。
    ①徽州旧称新安。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原新都郡更名新安郡。后徽人多以“新安某氏”自称。参见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1987年，徽州更名黄山市。历史上长期辖歙、休宁、婺源(今属江西)、黟、祁门、绩溪(今属安徽宣城)六县。
    ②新安理学是朱子学的重要流派之一，主要崛起和流传于徽州一带。该流派奉祖籍徽州婺源的朱熹为开山宗师，在其近600年的传承中，有鲜明的学派宗旨和一脉相传的学者群体，并对12世纪以后中国哲学史的演变以及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见周晓光：《新安理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④程曈：《新安学系录》卷15，詹烜：《赵东山行状》。
    ⑤赵汸：《东山存稿》卷3《答上虞学士书》。
    ⑥道光《徽州府志》卷3《学校》。
    ⑦(11)《明史》卷69《选举志一》。
    ⑧详道光《徽州府志》卷3《学校》、民国《歙县志》卷2《营建志》、道光《休宁县志》卷3《学校》、嘉庆《黟县志》卷10《学校》、同治《祁门县志》卷17《学校志》、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6《学校》、嘉庆《绩溪县志》卷5《学宫》。
    ⑨王圻：《续文献通考》卷60《学校考·社学》。
    ⑩弘治《徽州府志》卷5《学校》。
    (12)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8，唐皋：《紫阳书院记》。
    (13)(22)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6《会纪》。
    (14)《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5)(78)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12-14页。
    (16)参见周晓光、李琳琦：《徽商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
    (17)参见韩结根：《明代徽州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8)张国标：《徽派版画》，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7页。
    (19)参见刘尚恒：《虬川黄氏宗谱与虬村黄氏刻工》，《江淮论坛》1999年第5期。
    (20)赵汸：《东山存稿》卷4《商山书院学田记》。
    (21)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2《汪县尹》。
    (23)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24)(56)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1《清代朴学先导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86年版。
    (25)《四库全书总目》卷45-90，中华书局1965年版。
    (26)参见刘道胜：《徽州方志研究》上编，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0-13页。
    (27)参见郭因、俞宏理、胡迟：《新安画派》第2、3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8)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上《黄山画苑论略》，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