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学究气甚重而走学理阐释一脉的学衡派有所不同，辜鸿铭强调的是把儒学原则转化为一种基本的生活艺术，他对中国文化的描写更多地是出于心中荡漾的激情和动情的拥抱与崇仰。不过这一策略恰好符合于其西学优于中学的学养，若果认真起来，就有被戳穿“东洋镜”的危险。因为在时人看来，作为国粹之一的发黄辫子恰好挂在了一个不识国粹之真谛的老者头上，而成了预警西方没落的象征和符号。
    辜氏思想与“学衡派”的第二点分歧是：学衡派以融通中西为己职，虽有“文化整体主义”之旨趣，却没有“文化普遍主义”之野心，持守的是一种相对平实的实证主义态度。而辜鸿铭在未谙国粹之整体时，却早以张扬旗帜，兴起了剿伐西学之师，其真性情般的个性张扬表演，颇如张中行所言有“广陵散”之绝唱的韵味。（注：张中行：“辜鸿铭”，《旷世怪杰》第238页。）
    但如从学理上观察，毕竟不能当真，学衡诸将是想将西洋学理转述与国人，而辜氏却相反，基本不顾国人口味，而是一味任性地通过想象的抒发去拯救西方。其透明可爱的顽童心理使他一旦脱离中国语境，则犹如入水之鱼，因为靠华美的洋文阐释粗浅的中国文化之理恰是扬长避短的高明策略，辜氏靠此手法进入了他所熟悉的一脉传统。细读辜氏著作，我们看到的是裹着儒家道德文化外壳的西方浪漫主义的阐述，东方式的包装变成了西方现代性批判传统中的一支偏师和策应军。在号称研究了东西文明之后，辜鸿铭的结论是：“这两种文明在发展形式上是一样的，我所说的欧洲文明不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欧洲文明，不是这种不健康的文明，而是真正的欧罗巴文明。”（注：辜鸿铭：“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辜鸿铭文集》（下），第294页。）言外之意是，只要脱开现在的欧洲文明，那么探究中西文明的同一形式时，方法应该是一样的。
    二、“自我东方化”：辜鸿铭与西方浪漫派的感应关系
    如果我们认真读一读《中国人的精神》，就会发现辜氏表述的所谓“良心宗教”，就是要证明中国人几千年没有发生心灵与头脑的冲突，完全靠的是道德教化达致了西方宗教教育才能达到的效果，因为儒教之中的某些内容可以取代宗教。这种思路要是被移植到欧洲的历史语境下，其实正是一些西方浪漫派思想家如马太·阿诺德以“文化”代替“宗教”而为绝对价值的基础的理论再现。（注：《世界范围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卡莱尔也曾认为，现代化带来的贫富悬殊，否认社会福祉能仅仅经由外部的政经立法而达到，认为惟一的办法是通过个人的道德教化。”（注：《世界范围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辜鸿铭在表达“真正的中国人有着成年人的智能和纯真的赤子之心，中国人的精神是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的产物”时（注：《辜鸿铭文选》（下），第66～68页。），得出的结论却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正如在最优秀的中国文艺作品中所见到的那样，正体现了马太·阿诺德所说的富于想象的理性。他引述阿诺德的话说：“而现代欧洲精神生活的主要成分，现代的欧洲精神，则既不是知觉和理性，也不是心灵与想象，它是一种富于想象的理性（imaginative reason）”（注：《辜鸿铭文选》（下），第66～68页。），而在欧洲，这种理性恰恰已经被葬送和毁灭，承继它的只能是可贵的中国人的精神。他随之不厌其烦地描述道：“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灵魂趋向，你无法像学习速记或世界语那样却把握它--简而言之，它是一种心境，或用诗的语句来说，一种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注：《辜鸿铭文选》（下），第66～68页。）这似乎完全是在用阿诺德的浪漫派口气说话，好像也在同时证明对中西文明形式的探索，可以采取如此相通一致的办法。我们同样发现，辜鸿铭此时在定义中国人的精神时也已不自觉地脱离开了真正的中国儒家语境，而站在欧洲浪漫派的立场上来审视中国传统了。欧洲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描述成为辜鸿铭建构中国传统自我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直接资源，反过来又印证了欧洲文化中浪漫因素应该重新开掘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为欧洲人想象东方文明提供了一个两者相通的一贯性解释，这个建构过程颇可看作是“自我东方化”的例证。
    另一个例子是，在《中国牛津运动故事》里，辜氏的初衷是想把中国的“清流党”对应于浪漫派领袖纽曼（John H.Newman）发起的牛津运动，但正如朱维铮所说：“他毫不在乎中国读者是否理解纽曼及其领导的英国牛津运动，相反则十分在乎‘英国佬’是否懂得他所说的中国清流运动。”（注：朱维铮：“辜鸿铭和他的《清流传》”，《旷世怪杰》第247～252页。）若举出其书中对英国与清朝几对人物所进行的对号入座式的所谓比较研究，则简直有些乱点鸳鸯谱的嫌疑了。如把李鸿章比作“中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en），把张之洞叫作中国的格来斯顿（Gladstone），荣禄则相当于中国的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Salisbury），袁世凯是中国的约瑟夫·张伯伦（JosephChambelian）等等，真可以说是满纸荒唐言。
    至于用张之洞的思想对应于马基雅维里主义，康有为被贴上雅各宾主义的标签，及把湘军、淮军喻为保守党、自由党之争，则更是不知所云，让人怀疑是西洋人撰写的汉学作品，而这本书的基本骨架却是在阿诺德、罗斯金、爱默生、华兹华斯的高频率引用下结构起来的。甚至书中把晚清社会说成是由贵族、中产阶级和平民三类人组成，也袭用自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中对英国社会的三阶层分类。（注：朱维铮：“辜鸿铭和他的《清流传》”，《旷世怪杰》第247～252页。）到此为止，中国的清流运动变成了英国牛津运动的一个东方注解和印证说辞，因为辜鸿铭已经想到了欧洲人也只能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这种理解其实只和英国人的处境有关，而与中国人的现实处境无关，结果东方的幻境在浪漫派的传统脉络中被清晰地建构和凸显了出来，辜鸿铭由此完成了一个“东方人的东方主义”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