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家主义”与“文化主义”的内在紧张：道德整体论的困局
    在民初易帜频繁的纷乱政局和复杂喧嚣的学界中，最焦点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文化生存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国家”与“文化”这两对范畴应是相互协调一致，和谐共存的，可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包涵着两个层面的因素：其一是现代国家制度的产生，如有效率的政治制约机构，合理的法律体系与完备的行政系统；其二是主观意识层面的更新与改造，即民族意识的培植和为国家献身的忠诚精神。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国家会有意建立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以培养民族成员的民族自我意识、态度和行为取向，推动和保卫民族利益。（注：郑永年：“中国民族和自由主义研究（提纲）”，载《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07页。）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应是以“国家”实体的边界作为衡量自己的利益标准的。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中，人群的构成原则往往强调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和共同信仰之上的文化主义，它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国人自秦汉以来虽然也具有对传统政体的认同感，但基本上是针对中国文化的普遍意义而言的，因为中华帝国版图的广大和相对隔绝性，使中国人只具有文化意义上的疆域观念，而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无法把国家和民族区分开来，换言之，中国人把最高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文化去强化国家忠诚感。
    可是进入近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屡遭挫折之后，才意识到单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主义不能对抗西方的物质文明，于是才开始放弃文化普世主义而转向对民族国家的建构和认同。（注：郑永年：“中国民族和自由主义研究（提纲）”，载《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07页。）中国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认同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周期，在洋务运动兴起之际，张之洞就试图运用“中体西用”的变通策略消解“文化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紧张，这一策略的核心内容并不只是如何有保留地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这样的专门问题，而是希望在保存文化主体的前提下，适当地引进源起于西方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实际上也就默认了中国必须遵守西方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制订的国家政治实体之间的交往规则。当时辜鸿铭正任张之洞的幕僚，在辜氏看来，张之洞的这一权变主张不但未能缓解“文化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紧张关系，而且还有可能使民族国家凌驾于传统文化之上乃至消灭其古老的个性。
    辜鸿铭曾经把曾国藩与张之洞的治事风格做了一番比较，两个人的行事风格也正好可以用“儒臣”和“大臣”加以区分。如果说到“论道”，那自然是儒臣的事，而要论系天下安危的行政得失，则大臣应该说了算。因为“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注：“张文裴幕府纪闻·清流党”，《辜鸿铭文集》（上），第418～419页。）政教的分别是在于“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在辜鸿铭的视野里，“教”已并非后来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纲常名教，而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形成的普遍性特质，应该支配着“政”的实施形式。（注：“张文裴幕府纪闻·清流党”，《辜鸿铭文集》（上），第418～419页。）对于张之洞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采取的种种灵活应变的措施，辜鸿铭的评价并不高，他认为张之洞的权宜之计不是正途。他说：“窃谓用理得其正为权，不得其正为术。若张文襄之所谓权，是乃术也，非权也。何言之？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注：“张文襄幕府纪闻·权”，《辜鸿铭文集》（上），第427页。）也就是说，以文化意义上的“道德”去对抗舰炮之力才是正途，否则就是“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注：“张文襄幕府纪闻·权”，《辜鸿铭文集》（上），第427页。）
    辜鸿铭认为，张之洞的困境在于以“儒臣”的身份既要持守儒者之道，又要顺应世界变化之势，结果搞得自己左右为难，因为如果“舍理而言势”，就会“入于小人之道”。于是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大要是：“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说。”（注：“张文襄幕府纪闻·权”，《辜鸿铭文集》（上），第427页。）在辜鸿铭看来，想在“文化主义”与“国家意义”之间走平衡木，特别是把“个人”与“国家”的位置区别开来，以确定各自的空间显然是一种幻想，因为国家肯定会打着顺势而动的旗号，把任何个人的自我意识整合进自己的场域。
    现代国家的产生是个资源分配的过程，动员社会力量对抗西方，成为从“保教”向“保国”方向转变的最有力动因，当时文坛上“尚力”、“尚武”之风劲吹，“金铁主义”式的杀伐之说盛行，都是想从竞争国力的角度为现代国家的塑造提供服务。这意味着不但要改变中国人整个的生存状态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且也必然影响到“教”的初始存在状态。这个道路讲起来并不复杂，张之洞当年提倡“中体西用”，后人讥之为卫道，现在回想起来，“体”倒是变了，可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冲击下的确已是原貌尽失。对张之洞的“保国”转向的功利性质，辜鸿铭不能说没有预感，这样一转，“教”的涵义实际上会被迫赋予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内容，也就是说，“教”变成了界定国家功能的有效工具，当然也就借此成了反抗西方世界的政治表述。可是辜鸿铭很清醒，一旦道德的天平无条件地向国家利益倾斜，变成诠释国家意图的工具，“教”的独立性就会受到动摇，因为国家总是宣称，维护国家利益的主张肯定与民族利益的捍卫相一致，从而获得了一种理所应当的意识形态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