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区别并非学术门派之争，并非只限于治学旨趣范畴，而是在实践中关乎国家命运。荀子认为，如果君王任用俗人，那么即使强大如万乘之国也会灭亡。如果任用俗儒，那么万乘之国勉强可以保存。如果任用雅儒，那么千乘之国就能得到安定。如果任用大儒，那么即使治理百里方圆的小国，三年之后也可以使天下统一，使诸侯为自己的臣下。如果大儒被万乘之国所用，就能采取措施使国家安定，成为天下宗主。
    可见，荀子不厚古薄今，不盲目效法先王，他主张的“法后王”，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
    （2）“以近知远”
    与“法后王”的观点相联系，荀子认为，要想知道上古时代的治国原则，那么就分析周朝的治国原则，“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①他强调“以近知远”，从最近的事情可以推知遥远的事情。同理，从一件事情可以推知千万件事情；从事情的细微处可以推知整个事情的全貌。
    这种对历史的考察方法，体现出颇有价值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即把历史过程看成是遵循同一基本原理发展的，因而有可比性，可以从已知去推测未知。进一步说，世上各种事物是存在普遍联系的，可以由此知彼，由一知万，见微知著。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其中存在什么奥妙呢？
    荀子指出，圣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度量古今之事。有五条原理可以说明：
    其一，“以人度人”，即依据一般人的行为去度量古人的行为。
    其二，“以情度情”，即依据人们共通的情感去度量古人的情感。
    其三，“以类度类”，即依据同类事物的一般状况去度量古代的同类事物。
    其四，“以说度功”，即依据言论来度量实际的功业。
    其五，“以道观尽”，即依据事物的根本规则去度量所有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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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荀子·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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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五条原理，古今通用。任何事物，只要是同类，不管时间相隔多久，道理却是相同的。
    荀子已经感觉到了，人类社会古往今来，其中有一些最基本的规则在发生作用，人类的行为、情感中有某些亘古不变的要素。抓住这些规则和要素，后人就能理解前人，做到“以近知远”，以今推古。
    由此可见，荀子具有高超缜密的思辨能力。他不仅能提炼出“以近知远”这样的观察历史的命题，而且还能进一步从理论上和逻辑上去论证。而且，他的这些见解，时至今日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体现着思想家的睿智。
    （3）“详近略远”
    人们在寻找历史记载，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常常会感到时间越久远，所知就越少。因而久远的历史，在人们头脑中只是粗略的纲目，缺少丰富的细节。
    荀子仔细分析了这种“详近略远”现象，“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五帝之外没有别的传说的君王，并不是那以前没有贤人，而是因为时间太久难以知晓的缘故。没有五帝政令、政绩的流传，并不是五帝没有好的政绩，而是时间太久难以知晓的缘故。禹和汤的政绩虽有流传，但不像周朝的政事那样详细明白，并不是禹和汤没有好的政绩，而是由于时间太久了解不多的缘故。
    由此，荀子总结出“详近略远”之理，“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传说的事情时间久远，讲论就简略；时间近的，讲论就详细。简略的，就列举出大纲；详细的，就列举出细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