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效》篇在谈到经典之书时，对《尚书》、《春秋》的评价与上述相似，但又突出强调了经典之书体现着“道”--“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这些经典之书各以自己的特色阐发“道”，《尚书》是通过政事的记述来体现“道”，《春秋》是通过微言大义来体现“道”。
    荀子的这些看法，既是对《尚书》、《春秋》的评价，也透露出他对史书功用的认识。依照他的评论，《尚书》、《春秋》作为记史叙事的典范之作，表明史书功用的要素至少包括如下方面：
    （1）记载政事；
    （2）有广博知识内容；
    （3）有微妙深意，体现长治久安根本原则，体现“道”。
    《荀子》对以上三项虽然没有充分展开阐述，但均有所涉及。
    在荀子生活的时代，孔子就已有巨大影响和显赫声名。荀子经常把孔子与周公、尧、舜、禹等圣贤相提并论，对孔子的礼义之说推崇备至，经常引用孔子之语作为证明自己观点的有力论据，并不时地演绎发挥孔子的思想。
    但荀子对孔子的评价，是将孔子作为一个圣人、哲人看待，并不是作为一个史家来评论，因此从略。
    4.对辩说自身的探讨
    荀子身处百家争鸣的时代，耳濡目染形形色色的辩说，加之自己亦长于辩说，故对于“辩说”本身常有审视与品评，颇多心得。
    （1）“君子必辩”--辩说之极端重要性
    《非相》篇对辩说之必要性、辩说之技巧、辩说之准则等，有较集中的探讨。
    荀子认为，“辩”，是人的本能，是一般人的兴趣所在，尤其君子更喜欢“辩”，因为“辩”是君子表达心志的手段。他说：“君子必辩”，一般人没有不喜欢谈论他们所崇尚的东西的，君子更是这样，更喜欢辩说。
    为什么荀子说君子更喜欢辩说呢？他认为君子有宣传礼义的责任，如果不乐于辩说，就不是真诚的君子，“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
    荀子又进一步从正面肯定好的辩说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好的言论赠人，比赠送金石更贵重；用好的言论规劝人，比艳丽的织锦更美好；听到好的言论，比听钟鼓琴瑟之音更快乐，“故君子于言无厌，鄙夫反是。”
    看来，荀子是积极倡导君子主动去“辩”，而且要“于言无厌”，充分肯定了“辩”的宣传功能、规劝功能、明理功能。
    （2）辩说准则--辩说的分类及性质
    虽然辩说重要且君子要多辩，但并非所有辩说都需要。“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荀子为辩说确立了一条准则，以是否合乎礼义为指归。凡是不符合圣王原则、不遵循礼义制度的言论，即使善辩，也不要听。
    荀子把辩说之人分成三类，“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
    如何区分呢？
    先看圣人之辩，--“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即不需事先考虑，不必提早谋划，这样随口而发的议论就很 恰当，形成文字也很有条理，对出现的各类变化都应对自如。这里荀子对圣人之辩的推 崇，主要在于其已达到一切了然于胸、挥酒自如的境界。
    再看士君子之辩，--“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也。”这比圣人之辩低一个层次，在辩说之前需预先考虑，提早谋划。但话虽不多却使人明白，有文采有条理并符合实际，知识渊博而观点正确。因为圣人是现实社会中难得一遇的，实际上只是作为一种理想化的象征，提供一种供人们努力的方向，所以，这里所说的士君子之辩，才是人们可以做到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