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差之一是辞藻华丽。荀子曾举若干种现象，视为乱世的特征，“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世风与文风、辩风是有内在联系的，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降，风气不正，各个领域、各类人等也都会显示出浮躁、取巧、奢华的品格--服饰上轻浮艳丽，打扮上像妖治女人，风俗上淫乱，心中追求财货，行为杂乱，音乐邪僻，文章语言鄙恶而辞藻华丽，消费没有节制，丧礼则过分简陋，轻视礼义而崇尚勇力，贫穷就去偷盗，富足就去害人。
    而在天下大治的社会，恰好与上述各种现象相反。可见，荀子所喜欢的文风、辩风是质朴笃实，是对辞藻华丽的否定。
    辩说中需纠正的另一偏差是荒诞。
    荀子强调“君子言有坛宇”，即君子在言谈辩说时，说话要有一定范围界限。不能讲无根据的话，不能讲违背道德准则、政治准则的话。
    “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①。是说超过夏商周三代的根本原则叫渺茫，背离后王叫做不正确。
    荀子认为，君子无论说哪方面的话题，都要有一个最起码的底线，即阐明该话题的最基本原则，“言政治之求，不下于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于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②讲到政治，至少要讲安邦之道，讲到志向追求，至少要讲做士的道理；讲到道德问题，至少要讲不背离后王。
    辩说不是乱说，不但涉茫之事不说，怪异现象也不说，“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不察，弃而不治。”③因为荀子是朴素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怪异神鬼，所以对荒诞之事、无用之辩均持反对态度。
    辩说中需纠正的另一偏差，是引用远近史例时容易出现的弊病。在《非相》篇中，荀子提到，“凡说之难”，在于用最高深的道理去劝说最卑浅的人，以最好的长治久安道理去解决最昏乱的状况，“未可直至也”，不能直截了当地一下子讲清楚，这样就必须举出史例来证明，然而“远举则病缪，近举则病庸”。举的史例太远，则荒谬无据；举的史例太近，则陷于庸俗。因此必须避免这两个弊病，把握好尺度。“善者于是闲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庸，与时迁徙，与时偃仰，缓急，赢绌，府然若渠匽、k1m402.jpg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善于辩说者在这种情形下，一定要做到举远的史例不陷于谬误，举近的史例不陷于庸俗，能够随时代而变化，同世俗变化相符合，不论是从容地说，还是急切地说，不论多说还是少说，都能像堤坝控制着水流，像k1m402.jpg栝矫正弯木那样控制自己，能够委婉恰当地达到辩说目的，而又不损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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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②《荀子·儒效》。
    ③《荀子·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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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诸子争鸣的批评
    百家争鸣，各显其长。各家学派在辩说这个大舞台上充分展现自己的理论观点和辩说技巧，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缤纷风格。荀子身处战国晚期，有机会全面了解、衡量其他诸子的辩说特点，并给予极大的关注，时常予以评说。这种评说，大多是指出诸子中的某一家理论观点之不足或失误，也包括辩说方法上的不当，当然这都是荀子站在自身立场而言，某些言论不乏片面、偏激之处。但荀子对诸子的有意识检讨，却为后人提供了最初的学术史、批评史资料。由于是同时代大学者记载同时代学术和辩说，因而弥足珍贵。
    A.对儒家的评价
    荀子对儒家学派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极尊崇孔子及其学说，但也极贬斥子思、孟子的思想观点。而按照学术界一般看法，子思、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是较为忠实、较为正宗的。
    因此，荀子并不把孔子与子思、孟子看成同一个儒家学派，而是分开评论，褒贬分明。
    《荀子》中有《解蔽》一章，是专谈人们认识上的片面性。从历史和现实中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人们认识上的通病，从君王、大臣到普通人，从诸子、学者到工匠，看问题均有片面性。然而，荀子独盛赞孔子没有片面性，“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