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认为：自孔子以迄，能学孔子而宜可信者，惟孟子；而孟子治孔之之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舍五经而言《春秋》”，故“孔子虽有六经，而大道萃于《春秋》，若学孔子而不学《春秋》，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同上）《春秋》为治孔子之学、入孔子之道之门，因此为“六经之道”，而“《春秋》所以宜独尊者，为孔子改制之迹在也。”（同上）据此推论：《春秋》之《公羊传》，汉朝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亦因为记载和发明了孔子改制之说，而应当尊信之。“《公羊》、《繁露》所以宜专信者，为孔子改制之说在也”（同上），因此，经、乃至传注的尊信与否，并非因其文字和例理，而是因其与孔子之道的内在关联而定夺取舍；能够因《公羊》、《繁露》而明《春秋》之义，复因《春秋》大义而知孔子改制之说，则孔子之道可明，以致于治乱之道、天人之故，无不可明之。
    揭橥以改制言《春秋》为康有为治经学的基本特点，是前人研究康有为经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如梁启超就明确指出：“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也。改制之义立，则以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尊法治，此南海之言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后之论者大都不出其右，且均以康有为后来所从事的变法维新实践活动证明之。实际上，梁氏此说，只是表面之见，且只具有操作层面上的意义。康有为以改制言《春秋》，并非只是为其以后从事的变法维新活动寻找经典和圣贤事迹的依据，而是为其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而建构的理论根据和模式，即变易观念、三世进化和大同理想。这才是康有为所发明的孔子改制之“义”。
    首先，关于变易观念。康有为所谓“变易”是指通过对事物现状的改变，使得本来相互对立的方面，如阴阳、刚柔、天人等等，易位相通；由变而通，通则能久。如孔子改制，变周之礼制而立义理制度，即取法三代，新故因革则“通三统”、“张三世”，以为中国立万世法。因此，“变易”观念为孔子改制的最为根本的理论根据和深层义蕴，故而孔子改制之微言大义也就是“变则通、通则久”，即“变易”观念。这一结论，同样可以在孔子所作“六经”的本意而得到证明。如，《春秋》在“六经”中宜为独尊，因其记载和保留了孔子改制之“迹”；而《易》则因其发明变易之“义”，故最为宝贵。因此，由“义”而“迹”，由“迹”返“义”，乃圣人深观天道而著为人事、充分体现了圣人之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本质特征。
    康有为认为，由圣人改制之“迹”深入圣人改制之“义”，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仅仅局限于“迹”而不深求其“义”，则可能拘泥于“三代”、“三正”和“三统”等固定模式而重蹈汉儒“时数”“命定”诸说之覆辙。反之，由“迹”入“义”，才可能把握圣人改制，以至圣人之道的本质，因为，从根本上说，由《易》所明圣人改制之“义”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而通，通则久”的运动规律，并为圣人总结治理社会的法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如“天”：“若夫风云虹珥眺蚀流，日月星辰无刻不变，故至变者莫如天”（《变则通通则久论》）；如“地”：“沧海可以成田，平陆可以为湖，火山忽流，川水忽涸，故至变者莫如地”（同上）；如“人”；“自少至老，颜貌万变；自不学而学，心智万变，积微成智，闷若无端，而流变之微，无须臾之停也”（同上）。至于人类社会，则更有十年一小变，百年一中变，千年一大变之实。由此可见，天地万物莫不有变。而唯有变，方能阳阳、刚柔、常变、治乱之相通，也才能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庚续不绝、循序进化。故，“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只在是矣。”（同上）
    由“迹”入“义”，以“义”观物，不仅表明康有为已经深入探索孔子之道的本质，而且表明他的经学思想也已经远远超出以往经学家的拘陋局面，舍却循“《春秋》之例”的陋儒不言，即使如发明“《春秋》大义”之硕儒也因拘泥于“三正”“三统”之模式而不可望其项背。进一步言，康有为依据由“迹”入“义”而形成的“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念分析中国社会，更具特见卓识。面对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现实，康有为指出：积弊既久，百病丛生的中国社会，其根本症结在于“壅堵不通”，如中国外国不通、臣民上下不通，乃至于朝臣守吏亦不通，如此壅堵不通、上下隔塞的状况，统治者仍以“守成不变”、“一统垂裳”的“祖宗旧法”治之以期长治久安，岂非痴人说梦、自欺欺人。康有为指出：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于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夷交争，必至四分五裂。……若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贝勒旧法为治，则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乎？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亡，与变法而充宗庙之威灵、可以大强，孰轻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上清帝第二书》）
    由此可见，康有为由《春秋》而《易》，由圣人改制之“迹”深入圣人改制之“义”，并由此形成“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念，这才是他不同于以往经学家的高明之处，因此，与其说康有为以“三世说”发明《春秋》改制之义以为其变法维新实践张目，毋宁说康有为的变法维新实践只是他由“迹”入“义”、以“义”观物的必然结论。
    其次，关于圣人之道。什么是“圣人之道”？这是康有为长期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他自述：自十二岁至二十七岁，他先后接受诸经及经说和汉宋儒先之言，尽读汉魏至清朝之传注考据义理之说；先根据宋儒义理学说而求自得，后悟其拘且隘；又遵循汉学考据训诂之术而付诸践行，又悟其碎且乱，“乃尽舍传说而求之经文，读至《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相时而推施，并行而不悖，时圣之变通尽利在是矣。”（《礼运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