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肯定寓于《札运》之中的大同小康之道即是圣人之道，乃是康有为在经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发明。对此，康有为甚为自得，指出：“是书也，孔氏之微言真传，万国之无上宝典，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方哉！天爱群生，赖以不泯；列圣呵护，幸以流传，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而鸿宝发见，辟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以仁济天下，将纳大地生人于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岂不异哉！”（同上）在他看来，他发明圣人之道即是大同小康之道的意义，还不在于言先儒之未敢言或未能言，而在于揭示了把握中国社会进化之必然性的历史观念，从而也就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把握中国社会运动发展规律性的理论思维方式，即变法维新、循序进化。一方面，根据大同小康之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想社会并非小康之世，而是大同社会；由小康至大同，乃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舍此，则一切理论学说都必然悖离圣人之道，也不能为现实的社会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因此，康有为指出：
    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国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说，所言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之道也。其故则以群经诸法所发明，皆三代之道，亦不离乎小康故也。（同上）另一方面，先儒由于不知大同小康之道即是圣人之道，故或美化现实，或追慕三代，泥于小康，不思大同，“于是素王之大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令二千年之中国，安于小康，不得蒙大同之泽，耗矣哀哉。”（同上）中国社会之所以长期滞于小康而未能臻于大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舍弃圣人之道即大同小康之道这一根本的历史观念，从而也就无法把握中国社会变通则久、循序进化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或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或追慕三代耽于怀旧，致使中国社会乱世频仍，即使偶有兴盛，亦不过小康之世而不能被大同之泽。
    最后，圣人之道即是大同小康之道，不仅是把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为根本的历史观念，而且也是规范和指导中国社会进化的实际操作方案。就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过程言，由乱臻治，由小康而大同，乃是一个连续性的进化过程；而相对于各个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言，治与乱、小康与大同，又有本质的区别。由乱而治，由小康而大同，是社会文明长期积累和发展的过程，而不是思念想往所能实现的，因此，变通则久、循序进化，应是大同小康之道、尤其是由小康进至大同的基本原则和范式。康有为指出：“以生当乱世，道难躐等，虽默想太平，世犹未升，乱犹未拨，不能不盈科乃进，循序而行。”（同上）这也就是说，拨乱返正、由乱而治，才能由小康社会渐臻大同之世；妄图超越升平，而由乱世直趋太平世，不过是毫无实际意义的空想而已。
    诚然，康有为揭橥圣人之道即是大同小康之道，其本意只在于揭示中国社会由小康进化至大同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唤起社会各阶级、首先是社会统治阶级，尤其是统治者本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一反守成怀旧、不思变革的旧习，因此，他指出：“泥守旧方而不知变，永因旧历而不更新，非徒不适于时用，其害且足以死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乐群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同上）同时，他也意识到鼓吹变革更新、循序进化，只是揭示了现实与理想的差别，以及现实向理想过渡的道路，而没有提供现实向理想转化的手段，故“大同小康，不过神人之一二方哉！窃哀今世之病，搜得孔子旧方，不揣愚妄，窃用发明，公诸天下，庶几中国有瘳，而大地群生俱起乎？”（同上）至此，康有为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经学家的基本立场，无论是由“迹”入“义”、变通则久的变易观念，还是大同小康、循序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念，也还仍然没有超脱传统经学的范畴，尤其是没有离开从传统经典中寻找变革现实的方法和根据、以经术饰政术的今文经学的基本立场。
    二
    康有为阐明圣人之道即是大同小康之道，揭示了中国社会由乱而治，由小康至大同循序进化的历史必然性，不仅解决了儒学内部长期探索、争辩不已的儒学根本问题，而且也揭示了现实与理想的差别，从而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意义，然而，问题并未因此解决，反而更加凸现了现实与理论的巨大反差：既然大同小康之道乃中国社会历史进化的必然之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社会由小康进至大同？用康有为自己的话说，就是“使我不得见太平之泽、被大同之乐者，何哉？使我中国二千年，方万里之地，四万万神明之裔，不得见太平之治、被大同之乐者，何哉？使大地不早见太平之治、逢大同之乐者，何哉？”（《孔子改制考·序》）
    康有为认为：阻碍中国社会长期滞于小康未能进至大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孔子改制变周，所立《春秋》新王行仁之制未能得到贯彻实施。所谓“《春秋》新王行仁之制”，就是以“仁”统率、沟通、整合与提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其核心要义即“随时立法，务在行仁，忧民忧以除民患而已”，“不过其夏葛冬裘，随时救民之言而已。”（同上）探求《六经》，孔子改制的旨要，乃经学家、尤其是今文经学家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最高问题，然而，从本体层面入手，原始要终范定现实者，康有为可谓经学史上第一人。如廖平亦以制度的改变为《六经》旨要，指出：“《六经》旨要，以制度为大纲。而其辩等威、决嫌疑尤为紧要。盖周制君臣、上下、尊卑之分，甚为疏略。诸侯实郊天，大夫实用八佾、反坫、三归。孔子新政，细为分别，故礼以定嫌疑、辩同异为主。”（《知圣篇》）故，廖平的孔子改制说，虽触及制度问题，但仍拘于封建名分等级制度且缺失其理论依据。康有为则认为，孔子改制的本旨在于“立元以统天”，其手段在于确立“新王行仁之制”，其目的在于证明三世进化臻于大同的必然性。这样，也就在本体论意义上建构了因时变通、三世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念，并由此构成了“孔子之道”的核心要义。因此，所谓“孔子之道”，既非理论虚构、亦非主观想象，而是有本有末，体立用行的根本之道。详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