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元以统天康有为所谓“元”，本义为“根本”，引申义为“道”，因此，所谓“立元以统天”，就是指孔子确立天地万物之根本，也即孔子之道。康有为说：
    孔子之道，运本于元，以统天地，故谓为万物本、终始天地。孔子本所从来，以发育万物，穷极混茫，如繁果之本于一核，萌芽未启；如群鸡之本于一卵，元黄已具，而核卵之本，尚有本焉，属万物而贯于一，合诸始而言其大，无臭无声，至精至奥。（《春秋董氏学》卷六上）
    孔子之道，运本于元，以统天地，此乃孔子改制“立元以统天”的本体论根据，即孔子改制既非旧瓶新酒，亦非秉承时期王旨意，而是据“元”改制的根本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立之制，不仅高于建国创业、见于实行的帝王天子，而且较之道释、以及新近传入的耶稣教等学说教义，更为根本。“盖天地之本皆运于元。孔子以天地为空中细物，况天子乎？故推本于元以统乎天，为万物本。……老子所谓‘道’、婆罗门所谓‘大梵天王’、耶教所谓‘耶和华’近之，而不如言‘元统天’之精也。”（《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一）
    康有为进而认为，孔子之所以以“立元以统天”为自己改制之根本，就在于惟此方能解释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天地万物、一切现象，或者说：“立元以统天”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内在的本质联系。首先，从自然界的现象看，天地日月星辰之所以能以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盖地生于日而拱日，日与诸恒星，凡一切星云、星团、星气皆拱北极而环之，是为一‘天’；此天之外，又有诸天，无量数天而拱一元。”（《论语注》）无数的诸天体、星系构成了统一的宇宙、宇宙于是成为诸天之“元”；宇宙本身是无限的，而构成宇宙的某一具体天体又是有限的、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运动变化过程。故，“于元之中而有诸天，于诸天之中而有无量数不可思议之星云、星团、星气，于无量数不可思议之星团、星云、星气而有日，于绕日众游星之中而有我地，渺乎小哉之诸天也、诸星也、大地也，成环住空，一一不可免也。”（《不忍杂志序》）宇宙是一元的、无限的，诸天是多元的、有限的；一元的宇宙统合多元的诸天，故诸天的相互联系、生存变化取决于宇宙的一元，这就是“立元以统天”的宇宙论意义。其次，就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而言，也必然有一个“立元以统天”的问题，当然，这里的“元”系指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而“天”乃指人的自然属性，因为，人也同诸日诸地、草木禽兽一样，也是由于自然界的“湿热之气”“蒸郁而成”（参见《内外篇·湿热》）因此，就人之根本而言，“夫浩浩元气，造成天地。元者一物之魂质也，人者亦一物之魂质也，虽形有大小，而其分浩气于太元，挹涓滴于大海，无以异也。”（《大同书·绪言》）最后，由天地之本推至人身所本，归根结底，天地间之所贵者在“此”也，“此”即为“心”；“心在身也，为人身之至灵，可以管摄一身；人在天地也，为万物之至灵，可以参赞天地，故人为天地之心也。”因此，《孔子改制考》揭橥孔子改制的核心要义在于“立元以统天”，其目的只在于循着天人、心理关系的理路，发明孔子之道的最为根本的东西、即由人为天地之心、心为人之本，返诸孔子之道，就孔子而言，“圣心”“含运太元”即是“仁”；也就是说：孔子之道的本质，就是“仁。”因此，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反复宣扬，孔子“以仁为天心”（《墨老弟子后学考》“孔子之道在仁”（《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孔子之道，仁为之矣。”而“立元以统天”的真正意义，在于为现实世界的社会形态及其统治者确立一个理想社会和理想道德的悬设，以范定现实社会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以及统治者自身的思想和行为。设若封建统治阶级、尤其是封建统治者本人“德能合元”，那么，大同社会的理想悬设也就并非心仪相往、可望而不可及了。
    通三统、张三世“三统”说亦称“三正”说，是一种天命论的历史观念。西汉董仲舒认为：三代之正朔，即一岁之首和一月之始各有不同，如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改朝换代，必须“改正朔，易服色”以昭天意，表明王者即位乃受命于天而名统一正，“所以明乎天经之义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康有为也继承了“三统”说的神学观念，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随时因革则通三统，表现了对人文社会的更多关注。
    康有为指出：夏商周三代改制，是随应时宜，有因有革的；而因革的根据，只能是变化了的时代及其要求。因此，他不同意前此今文学家断言孔子改制乃以夏变商，以质补文的说法。他认为，从孔子改制的内容看，孔子改制是“以天为仁”“务在行仁”；孔子改制的目的在于“救民患”“随时救民之言而已”；而孔子“生于乱世，乃据乱世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世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则表明了孔子所设计的通达理想社会的道路和途径。（以上参见：《孔子改制考·叙》）因此，孔子改制并非一朝一代政治变革的权宜之计，而是反映了孔子对于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变革和确立都必须以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为根据这一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随应时宜而立义”（同上）这样一种尊重社会变化发展及其规律性的历史观念，这才是孔子改制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根据孔子儒学天人关系的基本观念，人道本于天道，因此，“随应时宜而立义”亦为治道之本，康有为认为：本诸天道而立义之治道，并非一成不变、万世传承的，其最根本的原则就是“随应时宜而立义”，当今中国之所以国力日衰、内外交困，其根本原因只在于面对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中国不能因势而变，由变而通，故事事处处壅塞堵隔、扞格难通。从国内的情形看，近代中国百弊丛生，日趋衰败。“夫中国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私；欲进补剂，宜除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自强。今天下事皆文具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同此兴作，并为圣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上清帝第二书》）由于上下隔塞、民情不通，各种改良措施、变法运作，不仅不能收到改善图治之效，反而酿成党争营乱之弊。不能因势而变、因变而通，则又是近代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或以天朝自居而妄自尊大，或以求和为名而丧权辱国，不仅不能随应时宜而立义，因时而变通三统，反而连国际间正常的交往都不可企及的根本原因。康有为指出：当年孔子面临礼崩乐坏、诸侯问鼎之变局，大体与此类似。然则，“孔子改制变周，以《春秋》当新王，王鲁绌杞，以夏、殷、周为三统，”（《春秋董氏学·自序》）随时因革、因变而通，终致汉朝而天下一统。因此，中国欲摆脱当前国势日衰、内外交困的处境，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改制变法、首先是要改变导致民情壅塞，中外不通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方能随顺和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