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确立“随应时宜以立义”为改制变法的思想理论依据和基本原则，其目的在于随时因革则通三统，达到上下、夏夷的相互交通，从而实现政通人和，吏治清明的政治局面。在此基础上，辅之以经济体制改革和实业发展，最终达致国力强盛，惠及远夷的理想状态、即“大同社会”的真正实现。作为经学家，康有为是个理想主义者，对于人类社会必然循着“据乱-升平-大同”的道路三世进化、终至大同的理想设定，坚信不移；作为政治家，康有为又是个现实主义者，始终坚持通三统及大同理想社会的实现，绝非一蹴而就的。因此，在康有为看来，人类社会必然遵循“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序列逐渐进化，循序而行，不能躐等；而且，“三世”中每一世皆有三统，故“三世可重为九世，……由九世可变通之至八十一世，由八十一世可推至元量数不可思议之世。”（《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一）总而言之，三世进化乃循序而行、进化有渐的，其中涵括了各种发展阶段的渐变过程，这就是康有为的“张三世”说。
    “三世”说，是传统经学，尤其是经今文学家把握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种历史观念，即把人类历史设定为由据乱世经升平世达太平世的进化进程。其中最为根本的观念，是随着文明开化程度的提高，以“王鲁”为中心的一统天下的形成，包括了由内国致诸夏，终至夷狄的循序渐进、王化普及的过程。康有为继承了这种循序渐进的社会历史发展观。同时，康有为的“张三世”说与以往的“三世”说又有不同，其中，最为显著的区别在于：“张三世”说不是对以往历史的概括和追慕，而是对未来社会的设定和展望；因此，在人类社会循序进化的动力、层次、衡量标准等诸多方面，具有了更新的理论内容和进一步深展的内在张力。
    康有为的“张三世”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不断充实拓展的过程。首先，坚持以“三世”套“三统”，以表明三世进化的具体内容和外在标志。他指出：“《春秋》分三世，有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乱世无可得言治。升平世分为三统：夏、商、周，太平世亦分三统：亲亲、仁民、爱物。”“以天下分三等，一等为混沌，洪濛之天下；一等为兵戈，而初开礼乐之天下；一等为孔子至今，文明大开之天下。即《春秋》三世之义也。”（《南海康先生口说·学术源流七》）这里“三世”的划分，已经舍弃了以孔子所处时代及其感知为参照的传统方法，而是以文明开化程度的高低、且具有由混沌鸿蒙进而至于文明初开、再至文明大开的循序渐进之发展过程的文明进化史观为内涵。其次，增加了近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概念和社会发展形态学说的内容。封建社会君权至高无上，君主权力的绝对化，是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而康有为则认为：“乱世讨大夫，升平世退诸侯，太平世贬天子。”（《孔子改制考·孔子改制法文王考》）为此，康有为一反前此公羊学家借《春秋》大义以明华夷内外、严君臣上下尊卑等级名分等传统说法，将民主、议会、共和等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概念和主张，引入“三世”说。如他说：“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同上书，《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尧典》特发民主义，自‘钦若昊天’后，即舍嗣而巽位，或四岳共和，或师锡在下，格文祖而集明堂，辟四门以开议院。”（同上）最后，《春秋》三世说与《礼运》小康大同说的结合，设计了由据乱世经升平世达太平世的社会进化道路。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指出：“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领，无有教主教皇。孔子所谓‘见群龙无首’，天下治之世也。”（《去礼界致太平》）大同世界，不仅无国家、阶级、等级的界限，而且也无私有财产和家庭。因船维护国家、阶级利益的法律，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故太平之世无讼，大同之世刑措，盖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不待理矣。”（同上）而理想的大同社会、太平之世，又是在去除现实世界的国界、级界、种界、刑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等等界限以后，“故必天下为公而后可至于太平大同也。”（《去家界为天民》）大同理想的具象化，是他的“张三世”说发展的最高阶段，从而也是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际冲突最为激烈的顶点。在此，理论的张力消失殆尽；惟有实践，才是推动现实世界走向太平大同的现实性力量。而从以上康有为关于“三世”说的不断充实的心路历程看，以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理论取代封建传统观念，以理想社会的悬设否定现实世界的苦难，是“张三世”说的基本致思趋向。这一致思趋向与“通三统”的变易观相结合，在思想理论上导致社会进化观念和通过变法维新实践实现社会理想这一必然的结论。
    三
    康有为依据“通三统”和“张三世”的经学思想范式，确立了整个宇宙无不处于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人类社会由乱世经升平世达到太平世、即大同理想社会的历史哲学观念；而这一历史哲学观念的实现，则要求有现实的操作手段、方法和程序。康有为认为：变法维新是随应自然时变和天道，从而保证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宇宙自身的变则通、通则久的手段，同样也是实现人类社会由乱世向升平世、太平世循序进化的唯一途径和方法。
    首先，康有为指出：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上下、中外壅塞不通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非因臣民失控、处置不当所致，而是源于体制弊端。因此，“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上清帝第七书》）由于体制尊隔，圣旨不能贯彻民情无法上达，“故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上清帝第二书》）同样由于体制尊隔，面对开放沟通、强弱悬殊的中外交争的格局，“大地忽通、强敌环逼，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故锢聪塞明而才不足用；官求安谨而畏言兴作，故苟且粉饰而事不能兴；民多而利源不开则穷而为盗，官多而事权不属则冗而无耻，至于上下隔绝故百弊丛生，一统相安故敌情不识；但内而防患，未尝外而争强，以此闭关之俗，忽当竞长之时，……”（《上清帝第四书》）焉能避免遇敌则懵憧，不战而自败之结局。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尊隔壅塞之旧体制，使得君民上下通达，中外交通知情，方可以进而图清明自强、救亡求存。作为其必不可或缺之前提条件，“于外无争雄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弥患之意”的旧法制、旧体制必须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