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吴、庞两先生的前一观点而言，笔者倒是与蒋先生一致，即现存唯物史观属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而不属于斯大林或前苏联学者。尽管在斯大林时期，以《联共（布）党史》为代表的苏联版唯物史观，的确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存在生吞活剥和实用主义的缺陷，但我们不应忽略，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学术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逐渐调整了以往对唯物史观的片面解读之处。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1974年修订版）一书是这种苏联版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其表达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版唯物史观虽不能说纹丝不差，但原则上没有多少出入却是真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补充了原版唯物史观的不足。
    至于后一点，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建国后的头些年，我国理论工作者分不清真假唯物史观，跟在苏联老大哥后面虚心地学习还说得过去，因为那时我们的马列理论修养的确薄弱，正处在以俄为师的模仿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后，苏联的解释变了，我们不仅没变，还将斯大林版的唯物史观进一步简单化为阶级斗争决定论，从而把唯物史观推到了荒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反面体验，我国马克思主义者痛定思痛，在理论上真正成熟起来，依笔者愚见，成熟程度甚至胜过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标准的讨论大概可以视为这一进程的开端，而译自德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则对正本清源的工作具有象征意义。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区分不同版本的唯物史观的能力还是具备的。因此本文将重心放在对唯物史观现实合理性的辩护上，同时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
    二
    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归纳了六条“唯物史观的理论核心及其最基本原理”，并指出由于史学界过去对其中两条（注：有关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普遍性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亦承认杰出个人历史作用的观点。）的“局限与不足”进行过深入分析，因此他仅分析另外四条最基本原理的“严重缺陷”，其中包括：1.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是客观存在的。2.人类社会历史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向前发展，其基本规律表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4.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注：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7页。）
    笔者认为，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或最基本原理只有一条而非六条，也就是蒋先生所理解的第二条，其他五条都是第二条衍生出来的内层和外层理论，尽管也可称它们为基本理论。简言之，唯物史观包含着一个核心理论，即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所制约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在这一内核周围，又有一系列支援性理论，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历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理论，阶级、阶级斗争和政党的理论等。在这些理论之下，还依附着众多的外层理论，比如在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体系之下，还有《资本论》中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运动的理论，商品、价值、剩余价值、市场经济的理论等，这还不包括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原创的唯物史观的理论诠释。而实际上，这些诠释也附着在了唯物史观的外壳之上。如列宁的、普列汉诺夫的、斯大林的、毛泽东的、卢卡奇等的思想理论。
    所以，我们评析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必须完全放弃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各种解释，到唯物史观创立者的论述中去寻找，这就如同历史学研究必须依赖一手史料（当事人和目击者的人证、书证、物证）是一个道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众多的著述中（注：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序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作品中都有过相关陈述。），或简单或详细地阐释过这一新的历史观，相对比较系统的论述最早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但定理式的、最完整的陈述则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表达出来的，这是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普遍共识。此外，恩格斯曾有过指示性的说明，认为他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两部书“……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其中《反杜林论》一书实际上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两人思想的结晶，因为马克思参与了其中一章的写作，并听读过全书。
    由于这些著述的篇幅都比较大，核心原理往往同相当广泛的论证结合在一起，有时会使读者难以把握要领，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那些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手笔的相关小文章。那里边倒是常常包含着淹没在长篇大论中的作者最精华的思想，比如对唯物史观的高度概括。实际上没有哪个文本解读者比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更能准确地把握他们历史观的精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