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7日）一文应该属于最值得重视的一篇作品，这是因为民间葬礼仪式短暂，现场发表的纪念演说必须言简意赅，必须对逝者生平业绩加以高度概括。为马克思做这种盖棺论定工作的最适当人选当然非恩格斯莫属。讲话虽短，却极其精彩，总结了马克思的历史功绩及他的为人。就功绩而言，恩格斯归纳出两大贡献，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在两大贡献中，唯物史观是对人类历史最一般规律的发现，属于宏观认识，放在前面；剩余价值论是对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秘密的揭示，属于微观认识，排在后面。在恩格斯眼里，显然前者的价值要大于后者，因此他特别对前者的基本内涵做了解释性说明，而对剩余价值论则仅仅提了一下它的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提到“直接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具有决定作用这一点，可以用来辨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核心原理的位置，也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这个核心原理之后，依次是其他对应关系，如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后才有总的结论：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恩格斯在晚年《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的信中，再次就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做了高度概括，他说：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文中的黑体字是原有的。）
    也是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请布洛赫根据马克思原著而不是二手材料来“研究这个理论”，他特别提示布洛赫说“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
    恩格斯还在同一封信中就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质疑进行了反驳，其最终落脚点仍然是他抽取出来的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而不是其他原理：
    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页。）
    恩格斯对上述核心原理的遣词用句虽然或多或少有些差别，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的表述也没有达到纹丝不差的契合程度，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恩格斯眼里的核心原理只有一条，即“物质生产”或“经济前提和条件”或“经济运动”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绝不是蒋先生归纳的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