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的演进不像化学反应，工具得到了改进，生产关系就立即跟进。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信息传递、调整、适应或不适应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在史前时代要以万年、10万年以上来计算。在农耕时代，变化的速率加快，那也要有成百上千年。在近现代加速到几十年。但即使是在当代，我们仍到处都能看到明显的不平衡现象。所以文明社会的扩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按照旧大陆的历史经验，一旦文明社会在某个地点出现，便会逐步向周边非文明地区扩散。处于史前状态的人们要么被卷入文明，要么日趋衰落，活动空间逐渐萎缩至文明社会的边缘地带，成为活化石，甚至彻底毁灭。
    美洲大陆幅员广大，印第安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应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若平衡倒反常了。相对而言，北美社会经济要滞后于中南美印第安文明的中心地带，但北美沿海许多印第安渔猎部落也发展到文明社会的门槛，出现家内奴隶和依附人。在北美以农业为主的部落，也能看到明显的财产分化或社会分化趋向，其中也包括以锄耕和渔猎为生的易洛魁人。
    当欧洲人发现易洛魁人时，他们在制作新石器、骨器、木器、陶器时已有初步的分工，在农业和狩猎生产方面则有严格的新分工和协作，并且与周边部落进行剩余产品（玉米、皮革制品、贝珠、桦树皮船）的交换，个人也有少量的财产，可以依母系继承和转让。此外，对偶家庭之间已出现贫富差别，虽然仍受公有制的制约。部落械斗出现本身说明社会关系的变迁。俘虏并非都被收养，部分落选的俘虏要被处死，处决方法是将男俘或女俘绑在木桩上，先咬掉他们的手指，然后剐他们的皮肉吃，一直吃到心脏，以获得敌人的勇气和其他美德。而选定收养的俘虏则需经受“夹笞刑”考验，被各家族收养后，“同实际上的奴隶一样”在田野或其他地方从事最艰苦的劳动。只有经受住考验的俘虏，才能成为部落的正式成员。（注：参见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0年版，第187页以次。）这样的人与人的关系难道不是新的生产关系或新生产关系的雏形吗？
    蒋先生还举例说“绝大多数史学家都承认古希腊原始社会解体后出现的是奴隶制社会”。据我所知，国外史学界目前没有人承认这一点，而且国内越来越多的史家也不承认这一点。国外有承认希腊罗马是奴隶制社会的学者，如美裔英国史家芬利以及德圣克鲁瓦，但他们并不认为原始社会一解体紧跟着的就是奴隶制社会。其实马克思也不承认这一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1页；第25卷，第909页。）。关于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的普遍性问题，笔者曾在长文《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和近现代人的诠释》（注：郭小凌：《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和近现代人物的诠释》，《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应重复一点，就是唯物史观中关于几种社会形态的判断并非属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中进行过较为详细的“知识考古”工作，这里不再赘述。
    从蒋先生的论文中能够看出，由于蒋先生长期从事史学理论研究，对具体的、实证的史学研究，尤其是国外专业史学的研究状况并不很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否定唯物史观核心原理的一系列论据就显得不太充分或准确。这是从事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学者常常出现分歧的原因。当年在柏林大学里，黑格尔就和同校的古代史大师尼布尔、兰克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原因也在于此。（注：莫米格里阿诺：《历史学研究》（Momigliano,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纽约，1969年版，第105页以次。莫米格里阿诺与芬利（Finley）、金曼（Zimmen）一道被西方古典学界誉为20世纪英语世界最出色的学者，三人的共性是既能做深刻的考据研究，又在宏观史学理论领域颇有建树。）所以西方专业史学一直坚定地拒斥思辨的历史哲学优先的做法。
    至于蒋先生所批评的唯物史观辅助原理，应该说确实存在着一些严重缺陷。比如把一切社会斗争都当成阶级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或经济斗争的说法就有些过头。社会现象是复杂的，社会成员的分类也是复杂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级就不一样，种族、民族、性别、分工等都会造成人们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仅说阶级和阶级斗争会将社会矛盾简单化。就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言，阶级状况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都缩小了，蓝领工人已不占人口的大多数，白领工人显著增多，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从业人员大量增加。独资企业的比例减少，而股份制企业的比例增加。由于信用和交易方式的发展，通过雇佣工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的人的数量越来越少，而通过流通在剩余价值再分配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的人的数量比例越来越大。这为按雇工人数来区分资本家和小业主的传统方法带来了困难。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
    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凭空构想出来、强加给现实的。古希腊思想家如梭伦、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庇安等，早就熟练地运用这一方法来解释社会现象。“阶级”概念，包括一些具体概念，如“中产阶级”之类都是古典作家在解释社会历史问题时发明出来的。中世纪的史家，像马基雅维里等人同样能够自觉运用阶级分析法来解释意大利内乱不已的原因。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如卢梭等人，更是自觉运用这把锐利的解剖刀分析社会，分析不平等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