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以牛顿经典力学定律为代表的科学规律通过数学演算能够准确解释和预测当时人们能够观察到的一切物理现象，“地球上的动力学，天空上的动力学，被他融汇为一体……使每个时刻都有能力提供宇宙过去、未来所有可能的信息。”因此人们以为宇宙就是一架精确的大机器，由一套包罗万象的规律在支配着它的运动，自由意旨和偶发事件变成了多余的东西。”（注：柯文尼、海菲尔德：《时间之箭》，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8-11页。）现在我们知道，牛顿的规律在有些场合并不适用，这才出现了现代的两大物理学革命，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认为自然规律是纯粹客观的、普适的、绝对的，自然界中的任何物体或现象都是非此即彼、界限分明，都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加以连接和表达，因此真理是确定性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真理只有一个”，规律意味着一种状态的不可避免性、必然性，而人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实验和观察来发现规律，进而掌握和驾驭宇宙世界。
    自然科学革命所产生的客观规律意识是启蒙思想家敢于倡导理性、大胆怀疑并批判包括古代在内的一切过去和现在的基本依据之一。他们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社会历史的研究，自称社会科学中的牛顿（赫尔德语），认为社会也是一架大机器，依循一定的轨道有规律的运动。操纵它的力量便是某种自在的社会历史规律。这些规律同宇宙规律一样是客观的，具有毋庸置疑的确定性，无法避免的必然性。人们的使命就是发现它们，用自然规律般的简洁和抽象概括它们，以顺应和加速机器的走向，避免与历史必然性进行愚蠢的对抗。由于自认为掌握着客观真理，启蒙学者具有高度的自信，用笛卡尔和康德的话说：“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注：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翻开历史哲学之父维柯的《新科学》，全书的基本表达方式就是先提出一个抽象的公理，然后加以解释论证，再引出下一个公理，下一个解释论证，最终目的服赝于“发现各民族历史在不同时期都要经过的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图案”（注：维柯：《新科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164页。），也就是他在第349节所说的各民族共同经历的历史总进程，实际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规律。这种以构建历史规律为己任并确信真理在手的乐观成为启蒙时代直至19世纪后半叶众多欧洲思想巨子的普遍心态。从笛卡尔、孟德斯鸠到伏尔泰、卢梭，从莱布尼兹、赫尔德到康德、黑格尔，虽然他们对规律的概括各有不同，所构建的人类史的进化模式及使用的概念术语也不一样，但都一致坚信终极规律的客观存在，人类社会朝着一个普适的目标前进。康德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无论人们根据形而上学的观点，对于一致自由可以形成怎么样的一种概念，然而它那表现，即人类的行为，却正如任何别的自然实践一样，总是为普遍的自然律所决定的。”（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15页。）
    这种规律崇拜的思潮反映在历史学领域，就是在西欧和北美凯歌行进的史学专业化和实证主义史学。科学和规律是那时的史家非常偏爱的字眼，在他们看来，只要经过一番对史料的过滤提纯的工作，或者再进一步加以抽象，便可以复原纯客观的、终极的历史，提取出客观的历史规律，历史学也因此步入科学的殿堂。
    然而，近代规律崇拜是从物理学革命开始的，也是被物理学革命所推翻的。20世纪初叶，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进步彻底打破了人们对科学规律绝对性、普适性的迷信。牛顿力学认为空间、时间和位置是绝对的，能量是守恒的。而相对论则认为空间和时间是相同的，可以代换；能量和质量是等价的，可以互相转化。量子力学则证明电子是随机的、跳跃式的，没有客观的时空，空间和时间原来是对人的标准而言的。牛顿力学现在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比如造汽车和飞机有效，但在接近光速范围内就无效了，因此对造原子弹氢弹来说就不够用了。而突破经典力学规律的相对论和量子论又是彼此矛盾的。众所周知，爱因斯坦至死都在批评量子论的基本解释方法几率论。但科学的实践表明几率解释同样行之有效，适用于一切物体，所谓精确的自然科学领域原来也是测不准的领域，欧几里德的几何公理只是在这一公理定义的空间才是正确的，而这个空间只是一个理论和模拟的空间。毕达哥拉斯定理也不是绝对的真理。（注：莫米格里阿诺：《历史学研究》，第105页以次。）生物学领域更是如此。早期生物学家，如拉马克、达尔文等都把揭示生物规律作为自己的任务，但100多年过去了，生物学发展为一个门类众多的庞大学科，而各生物学分支学科中却很少提到规律。生物进化专家迈尔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生物学的研究对象系各自长期进化的产物，都具有独特性，所以任何概括都会有例外。（注：见李建会：《历史特异性与生命科学的规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2期，第10-12页。）这样的现象并不限于科学领域，工程技术领域尤为突出。
    由于迄今为止诸如经典力学、相对论和量子论之类科学理论同时拥有合理解释和预测的功能，都揭示了真理的一两个侧面，因而真理便不再是一个而是多个了，而原来认为的那种纯粹客观的规律于是便同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认识或多或少地具有了主体性，并非完全是自在的、客观的东西。“科学家也像其他人一样，是自己的先入为主的理论的俘虏。如果他们牛顿力学学得好，这可能妨碍他们掌握更新的相对论。”（注：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上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