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和近代思想家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抓住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要素其实并不奇怪，因为社会划分为阶级和等级不仅是客观现实，而且在许多国家还通过法律将金字塔型的阶级等级结构确认了下来。马克思恩格斯也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他们的发明，他们的贡献只是把阶级的存在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起来。因此，唯物史观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同唯物主义一样，是吸收和发展前人成果的产物。现今世界并没有摆脱阶级分野，因此阶级斗争和阶级妥协及合作依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人权状况的改善、雇佣劳动者待遇的提高以及社会保障的政策的出现，当然不是资本家恩赐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产物（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作用）。所以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理论也与核心原理一样依然具有认识的效力，只不过需要根据现实社会划分的变化做出某种调整而已。
    再比如，唯物史观的辅助原理对资本主义的活力显然有估计失误的地方，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自我调整，不仅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甚至还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20世纪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大部分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证明。但我们也不应因此将唯物史观的有关理论一棍子打死。从19世纪的历史条件看，原有的乐观估计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知道，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新国家对工人阶级而言并不是启蒙思想家所设想的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的乐园。大生产的可怕奴役，议会成为资产阶级的俱乐部，工人的绝对、相对贫困化没有明显改善，这一切导致一系列新的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的出现，马克思主义便是其中之一。它以批判资本主义的面貌出现，批判的主要武器就是唯物史观。因此唯物史观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承担着一个现实的论证任务，即证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也的确表现出严重的病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及其可怕后果接二连三地袭来，就连当时的许多西方学者也对资本主义的活力失去了信心。比如施本格勒、汤因比就表达了对资本主义或工业化体制的失望。所以估计失误不是马克思主义一家。而且我们不应忘记，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并没有完全失效，因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仍然存在，有时还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量，如韩国、日本、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和阿根廷经济危机。我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开始尝到生产相对过剩的苦头。即使我们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基本手段，那这种调节的未来趋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日益改良，还是治理危机的手段日益匮乏都未可知晓。因此，唯物史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辅助原理虽然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较大修改，需要发展，但不像蒋先生所说的“严重缺陷”到失灵的地步。在笔者看来，只要核心原理有效，类似理论缺陷完全可以加以修补和更新，因为唯物史观仍具有兼容其他解释的张力。
    三
    蒋先生的论文论及唯物史观在当代的历史命运，估计了唯物史观在我国史学界的现状，这是每个关心唯物史观的人都很关心的问题。诚如一些同志所指出的，这种现象的产生，同现代一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度把富有活力的、具有批判和开放品格的理论变成僵化的教条（这本来是反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的）有关，也同蒋先生提到的唯物史观的部分理论缺陷有关。（注：如上文所述，有些缺陷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而是他们学生们的有意、无意的误读。）或者往大说一点，还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挫折有关。
    但为什么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会几乎一致地犯教条主义的毛病呢？这就不是上面的解释所能覆盖的了。依笔者愚见，这里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根子在理性时代形成的规律崇拜。换句话说，把唯物史观僵化为教条并不单纯是某个党的领袖个人的责任，而是一种时代病，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只要身处那个崇拜的时代，都免不了会染上这种病。
    近代社会科学领域对科学规律的崇拜思潮是从启蒙时代开始的。启蒙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尊重科学和对客观规律的高度信仰。哥白尼、刻卜勒、伽利略、巴斯加、哈维尔、牛顿等人开创的近代自然科学革命（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因此规律崇拜原本是生产力进步的产物。），从根本上推翻了中世纪的宇宙观和被奉为教条的亚里斯多德的大部分物理学认识，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巨大变革，对自然规律的偶像崇拜从此替代了对超自然的偶像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