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略”东传以及在异国的不同境遇
    在元代，《十八史略》已有一定程度的传播，十卷本刻于浙江，说明已在东南沿海地区流行。至明代，“史略”成为相当普及的一种史书，其基本情况已如上文所述。但明代普及性通俗史书名目繁多，有各个类别的人物传记，种类繁多的历代史书抄略、汇编、全编、“捷录”等等，“通鉴”类、“纲鉴”类编年史更充当了普及性历史读物最畅行的角色。而普及性史书虽然刊印量很大，声势如潮，却依然被视为通俗甚至“流俗”读物，难登大雅之学术殿堂。《十八史略》靠其便于课蒙的特点，仅在普及性史书中博得一席之地而已，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等相比，地位自有天壤之别。
    《十八史略》何时传入日本，现已不能确考，一般认为于日本足利时代传入，因为原足利学校所藏的元代刊本上有日本人题跋，言“大永丙戌小春日”寄附。“大永丙戌”即日本大永七年（1527），为足利义晴将军掌权之时[10]（书前《解题·十八史略之传来》）。三年后的享禄三年（1530）十一月，在日本贵族日记《实隆公记》内，就有宫廷中连续进读《十八史略》的记载[9]（卷八）。此后，这样的记载每每出现。统观日本史籍的记载，能在宫廷、幕府内正式讲读的中国史书，只有《史记》、《汉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以及《十八史略》等几种，说明《十八史略》在日本已经跻身于最有名望、地位的几种史籍之列。大约正是这一时期，由日本著名寺院的学问僧主持，按照明正统六年本的原式，重刻印行了七卷本的《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即该书的所谓“五山版”，今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有存。
    德川幕府时代，是日本汉学发展的兴盛时期，当时各藩官学大多采用七卷本《十八史略》为教科书，传播既广，影响渐大。日本元和年间（1615～1623）以木活字刊印了《十八史略》七卷本。庆安元年（1648）和万治二年（1659）又两次重刻，此后，万治刻板又两次印刷发行。[10]（史部别史类）
    从这最初几次的刊印可以看出，在日本，《十八史略》的七卷本已经一枝独秀地普及开来，成为通行之本。《十八史略》的正文（曾先之撰）简明生动，适应日本一般读者迅速了解中国历史变动概况的需要。七卷本中陈殷的音释，除注释字音外，也解释词义和进一步讲解史事，间有引录史论，而内容紧扣正文，不杂不滥，可使读者更深入了解史实。天头的标题解注，往往以凝炼的语句提示正文与音释的内容，便于记忆也便于日后查阅。例如卷五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记述张九龄事迹：“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九龄述前代兴废，为《千秋金鉴录》五卷上之。”这段正文用对比手法，简明生动地表现出张九龄的清正贤明。而“音释”则解释“千秋节”为唐玄宗生日，并引述《资治通鉴》之文详述其名称的由来，亦为唐玄宗朝的史事。天头的标题为“千秋节”三字，简而醒目。三项内容配合得十分和谐，使人读而难忘，查而易寻。此类事例甚多，是七卷本《十八史略》的优点。
    日本明治时期的学者高阶英吉，年少时求学于五十川佐郎，“见师之课其门生，必以《十八史略》令其循环略熟，然后许读他史”，因此问其缘故，从而讲出前辈学者有关《十八史略》的一些故事：幕府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时期，著名学者古贺精里（注：古贺精里（1750～1817），名朴，字淳风，号精里。著名学者，初喜阳明之学，后信奉朱子学说。宽政八年（1796）任幕府儒官，为三博士之一。）在壮年时乘船，遇一老僧善谈中国历史，连讲数日，若无所不知。临别问老僧：“平日于史，好正史乎？好编年乎？”老僧笑答：“行脚贫衲，未知正史、编年之为何物，惟藏一部《十八史略》。”古贺精里于是细读此书，后更令子弟每月必读一过。而古贺精里之子古贺侗庵（1788～1847）是一名精通汉学、也融汇西学知识的学者，他坚持每月月初读一遍《十八史略》。他的学生江木鳄水（注：江木鳄水（1810～1881），名戬，号鳄水。尊奉程朱理学学派的汉学家，又通军事学。曾为《孙子兵法》作注，撰经学及诗文集等著述多种。）遵从师训，不仅自己反复阅读，也令弟子照办。五十川佐郎即是江木鳄水的内弟，年幼时即遵从姐夫的指导，将《十八史略》“循环通读凡二十一遍”，据称从中获得治学上的莫大收益。[11]（卷首《凡例》）
    这段记述中无名老僧的故事，反映了日本普通读书人对《十八史略》的垂青。而在高层次的学者中，也不仅古贺精里一派重视《十八史略》，其他学派亦有同然。例如不信奉朱子学说的日本著名学者荻生徂徕（1666～1728），其弟子服部元乔（1683～1759）学问渊博，诗文在日本文坛执三十年牛耳，名重一世。而他也曾精心校勘《十八史略》，自称读此书三遍之后，“心已若仿佛乎具一宇宙”[12]（卷首《题语》）。是赞誉《十八史略》已至极点。
    服部元乔对《十八史略》的校勘，曾起到扩大其书影响的作用，而截止到明治维新之前，历有学者进行研究，例如中江积德撰《十八史略闻书》、冈本保孝撰《十八史略答问》，皆为辅助阅读之作。岩垣彦明撰《标记十八史略》，成书于宽保二年（1742）。其孙岩垣松苗再加增补，成《标记增补十八史略》，于天保九年（1838）刊行，影响巨大。村山隆也于天保八年编成《十八史略便蒙》，后多次重刊，并有其他学者为之增定。村山隆在其书自序中说：“《十八史略》之为书也，蒐罗众史，裁断千古，简而不漏，整而不烦。数千载之间治乱兴废，历历若日星之丽天，焕然可观。当今之时，海内外家藏户诵，日课童蒙，为读书之阶梯，不亦宜乎！”[13]（卷首《自序》）这反映出至19世纪中期，《十八史略》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已经渐成日益扩张之势。当时正是清朝嘉庆、道光时期，《十八史略》在中国已几乎被遗忘，此书在国内外的境遇是大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