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略”的接续之作中，也有佳品，如宫胁通赫《续十八史略读本》和石村贞一《元明清史略》。前者成书于明治九年，卷首有曾任明治天皇侍讲官的汉学家秋月种树以及清朝浙江人叶松石的两篇序言，记事上起元世祖，下至清咸丰朝。作者在《凡例》中声明：“是篇编次元、明、清三以以续于曾氏《十八史略》，故名《续十八史略》。”后者《元明清史略》于明治十一年刊行，书前有著名学者、日本史学会长、修史局副长重野安绎（1827～1920）的题序。作者石村贞一在《自序》中盛赞《十八史略》“简易精核”，而缺乏好的续作，“于是不自揣，妄意纂辑，欲以继曾氏之后。”全书仿《十八史略》七卷本的体式，天头有标题，正文间有夹注。目次之前，先排列引用书目，共有150种之多，可见是一部精心撰写、颇具功力的著述。
    在日本的接续《十八史略》之作，除上文述及者之外，尚有岩垣其晖《标记增补元明史略》（明治四年）、藤泽恒《增补元明史略便蒙》（明治五年）、佐藤楚材《清朝史略》、增田贡《满清史略》等等共十余种。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这是从《十八史略》风行热潮中直接衍生出来的，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续作之书的序言、凡例，无不极力赞誉曾先之《十八史略》，褒美之词甚至超过了《十八史略》各种版本的序跋。例如宫胁通赫《续十八史略读本·凡例》称：“修史之方，识见远大、文章优美，兼有此二者，始可以从事焉。盖曾氏兼有此二者，故有《十八史略》之撰”。《元明史略》一书的跋文称：“以几千百载之事能括乎数卷之间，熔铸贯穿成一家言者，独曾氏《史略》而止耳。”这一类鼓吹，反过来又给“史略”的热潮推波助澜，壮其声势。
    第三，模仿《十八史略》体例、以“史略”为书名的日本历史读物纷纷涌现，是“史略”文化热潮的又一重要表现。在明治之前，已有学者按照《十八史略》的编纂形式撰述日本历史，现知这样的著述有两部，一是青山延于的《皇朝史略》，成书于文政九年（1826），另一是岩垣松苗的《国史略》，成书于文政十年。此二书分别于明治十年明治九年再次刊印。
    明治时期刊刻流行的日本史“史略”之书数量可观，仅在内阁文库一处即存有二十余种，例如：山口谦《近世史略》、《汉文近世史略》（明治五年、明治十六年）、太田秀镜撰《日本新史略》、《近世内国史略》二书（明治七年、十年）、石村贞一著《国史略》、《续皇朝史略》、《内国史略后编》三书（明治九年起陆续刊行）、草场廉《国朝史略》（明治十年）、近藤圭造《内外明八史略》（明治九年）、《新国史略》及其后编（明治十年、十二年）、菊池纯《国史略二编》（明治十一年）、藤田久道《内国史略》（明治十二年）、上方幸盛《日本国史略》（明治十三年）、桥本小陆《续明治史略》（明治十三年）、松本良彦《近世大东史略》（明治十三年）、近藤元粹《新撰国史略》（明治十六年）、栗田勤《新刻日本史略》（明治十八年）、野村秋足《太古史略》（明治十八年）等等。此外，尚有很多称为“略史”或其他近似名称者，体式实际上与“史略”无异，如《标注十八史略》的作者笠间益三，撰有《点注日本略史》和《皇朝略史》，参与《十八史略》编辑校订的信夫粲撰有《国史概略》等等，皆属此类。
    在这种撰述中，石村贞一的《国史略》七卷值得注意。石村贞一字子刚，号桐荫，明治时期学者，专以《十八史略》的模式撰写史书。其《元明清史略》与此书都是同类著述中成就突出者。《国史略》于明治九年刻印后，十三年再刻、十五年三刻、二十二年四刻，每次重刻都下延记事时限，发行量甚大。第三刻之时，书肆“万卷楼主人”撰写《附言》述其盛况，称初版即发卖18000部，后历年猛增，“凡售卖之盛，近年绝无而仅有者，洵为敝铺望外之荣。”[17]（卷末）因此，在《十八史略》畅行的明治年间，日本本国历史的“史略”也异常流行，二者互为声势，促成一场相当长久的“史略”文化热潮。
    第四，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可以配合西学的传播，而这类史书也往往选取“史略”的外形予以包装。早在明治三年，河津孙四郎就撰成《英国史略》，明治四年，后藤达三撰成《日耳曼史略》。随后，鶢冈良知《希腊史略》、西村茂树《万国史略》、大摫文彦《罗马史略》、田中耕造《佛国史略》等等先后面世。这些史书内容上多从相应西文史书编译而来，写法、体式上贴近于《十八史略》一类传统史籍，而外观上多采取线装方式，数册共为一函，构成日本明治时期“史略”类书籍中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佛国史略》记述法国的历史，在仿从《十八史略》体裁方面最为典型。不仅正文间多有双行小字注解，天头也加有标题。例如记述拿破仑事迹的各页天头上，依次有“拿破仑幼时”、“拿破仑成为炮兵队长”、“攻陷土仑”、“拿氏出兵以太利”、“拿氏告兵士文”等等标题。在正文“噶尔西阿”之下，以双行小字注解为“地中海之大岛”；在“直布罗陀”之下以双行小字写有“地中海口，要害之地”的注解。
    此外，还有一些日本学者撰写的西方各国历史读本，虽不以“史略”为书名，但体式上近似于《十八史略》，例如汉学家冈千仞（1833～1914）曾为《标注十八史略读本》（大贺富二订补）撰写跋文，盛赞《十八史略》“疏而不漏，简而得要”，而他竟也编撰《米利坚志》、《法兰西志》二书，天头加有标题解注，无疑是仿从《十八史略》七卷本体式。
    明治时期的“史略”文化现象，除以上四个单项表现之外，更有将中国、日本、西方历史融于一书者，如近藤圭造《万国史标十八史略评注》和近藤瓶成《万国记注国史略》即是两个典型。近藤圭造撰有多种“史略”类著述，上文已经述及，《万国史标十八史略评注》乃是取《十八史略》原书原文，在天头上划分二栏，最上一栏对照《十八史略》记事的相应年代，标记日本和西方各国历史大事，使读者阅读时可加以对比，开阔眼界，拓宽思路。《万国记注国史略》的写法、体式同于前者，但以日本国历史为正文，天头上记注西方历史事件。此类史籍的出现，生动显示出“史略”这一撰述形式的广阔兼容性，可机动地适应内容的不同需要。
    综上所述，“史略”之书的竟相刊行，形成日本明治时期基层社会的一股文化潮流，其中以各种版本《十八史略》的刊行数量最大。这种大量刊行的背后，显现出当时千百万人购买、阅读、研习《十八史略》的情景，因为刊行此书，完全由文化市场的需求所推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应当与明治维新的特殊历史条件相关。
    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由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明治四年至五年发布新学制和设立文部省，促使汉学走向衰退，而汉学衰退也是从上层开始，受很大影响的先是大学，被废止的首先是习读“四书”、“五经”，对历史教学的冲击尚小。新学制下的中小学仍有汉文学科，废弃经学后反而给《十八史略》的选用带来更多机会。中国学术对日本社会有着悠久的影响，此时面临危机，反而会引发人们普遍关注中国历史的心理情绪。《十八史略》简明生动，且为人所熟知，于是成为一个文化热点。此时由于维新运动的推进，一些汉学家从上层社会活动中滑落下来，更多的汉学学者则失去前人那种出任儒官的仕途，于是适应社会的需求，或亲自撰写，或参与宣扬、推动，使《十八史略》的编订、刊印形成风潮。这场“史略”文化潮流，是众多作者、众多书肆、众多读者共同构架起来的广泛的活动，影响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素养，波及面包括各个学派与各个社会阶层。但是，明治维新时期有着意义更加深远的社会变革，充满更加令人瞩目的重大举措，这些西方化、近代化的举措以其耀眼的光辉遮住“史略”文化潮的声势，因而长期以来未能引起重视，而其历史作用却是客观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