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明治时期的“史略”文化潮
    随着德川幕府的倒台，日本跨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明治维新时期，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从上而下地实行改革，效法西方。文化、学术上也倡导西学，政府的改革措施对之予以有力的支持。而源远流长的汉学，其地位先是受挫于日本“国学”派的攻击排斥，继而西学勃兴，使汉学和日本国学一起趋于衰退。《十八史略》来自中国，自然属于汉学畛域，在明治时期汉学总衰退的大势下，是否会迅速销声匿迹呢？历史事实是：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掀起一个声势颇大的“史略”文化热潮，持续到明治之后的大正时期，余波所及，直至当今。这个热潮，主要表现于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
    第一，在明治时期，经日本学者重新修订标注的《十八史略》，以不同面目和各种版本大量地出版发行，空前广泛地传播。明治三年（1870），岩垣彦明标记、岩垣松苗增订的《标记增订十八史略》再刻印行，揭开此书大量刊印的序幕。随后，以各种附加名称新编订的《十八史略》接踵而出，其势如潮。例如：《读本十八史略》（平田宗成补定，明治四年）、《训蒙十八史略》（市川清流注解，明治七年）、《标注十八史略读本》（大贺富二订补，明治九年）、《鳌头十八史略读本》（浅田耕点校，明治十年）、《标注十八史略》（斋藤实颍标注，明治十三年）、《和训十八史略》（原田吉之助点校，明治十五年）、《增注补论十八史略读本》（大乡穆编订，明治十五年）、《纂注十八史略校本》（木村刚注释，明治十九年）、《增定十八史略讲义》（土田谈士亮讲义，林英吉增订，明治三十六年）等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共有四十多种。这里仅列数种以见其书名变幻状况，没有必要全部罗列，连日本著名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的《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一书，在登录明治之前的版本后，也写为“《十八史略》明治刊本省略”[10]，盖认为其过于繁复。
    明治时期新编订的各种《十八史略》，皆以七卷本为依据。有的加上日文注释，称之“和训”、“训蒙”等等；有的增订、删改或重写双行小字的注释，即所谓“笺注”、“纂注”、“增注”之类；有的在天头进一步注解史事或修订、增补原有标题，即所谓“标注”、“标记”、“鳌头”之类。而在天头上做些修订补充，是最省力、最便捷的，所以这一类版本也最多，形式上也翻出不少新的花样。如东条永胤的《补注十八史略》（明治十六年刊本）将天头划分二栏，上为原书标题，下为编订者的补注；笠间益三的《标注十八史略》（明治十八年刊本）则将天头分为三栏，从上而下，注释之文由简而繁，层层进解。这些修订，有的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也有不少急就之作，是应书商请求而撰写，表明《十八史略》的极其畅销。而该书普遍被用为学校的教科书，使之影响更大、传播更广，当时学者松山藤野在《笺注十八史略校本序》中说：“史略之书，陆续上木，几无虚月。盖小学逐年滋昌，就学童生以百万计，宜其旧版不能普给也……然律禁翻刻，故新镌者变其体面以避法。”[14]（卷首）
    除了将原《十八史略》改头换面刻行以外，还出现了《十八史略字引》、《增定十八史略字引大全》、《新纂插图十八史略字引大全》（注：此三书分别由本木贞雄、关德、河村与一郎编写，刻印时间依次为明治七年、十四年、十六年。）等等工具书，内容是以日语为《十八史略》注音和解释词义，直至为器物、衣饰、草木、动物、历史人物配备画图。这类专门工具书之所以出现，乃是《十八史略》被广泛阅读所产生的社会需求。
    这些新编订的《十八史略》为了扩大影响，有的版本请汉学专家挂名或撰序，甚至请清朝驻日本官员为之题字。例如笠间益三《标注十八史略》请川田甕江撰序，又请信夫粲挂名校正并撰序。川田甕江（1830～1896）名刚，号甕江，著名汉学家，为当时文坛泰斗。曾任宫中顾问官、贵族院议员、东京大学教授。明治年间受文部省委托，设修史局于家，编辑历史资料。后在日本汉学家和国学家所组成的斯文学会任学监。信夫粲（1835～1910）号恕轩，日本著名汉学家，精于《易》学、《诗》学，任教于东京大学，著有《汉译文则》等书。而高阶英吉在其《鳌头十八史略校本·凡例》中，标榜自己出于古贺精里的学统，还请清朝驻神户兼管大阪理事官蹇念咸题“书同文”三字，按真迹以大字刻印卷首，每字各占一页，颇壮气势。当然，更有不少学者直接动手编订新的《十八史略》注本，例如雨森精翁（注：雨森精翁（1822～1882），名谦，号精翁，撰《标纂十八史略校本》，明治十二年初版，后又再版。还撰有《日本外史纂语讲义》等。）、大乡穆（注：大乡穆（1830～1881），号学桥，博学多才，善于诗画。撰《增订补论十八史略读本》、《标注十八史略副诠》（明治十三年刊行）、《日本政记》、《文体明辩纂要》等等。）、近藤元粹（注：近藤元粹（1850～1922），字纯叔，号南洲。著述极多，有《笺注十八史略》、《新战国史略》、《日本外史讲义》等史书以及经部、子部、诗文集多种。）等等，皆有此类撰述。
    当时，各种版本的《十八史略》屡出不穷，一再刊印，发行量巨大。例如上文述及的岩垣氏的《标记增补十八史略》在明治三年刊印后，京都出版人于明治八年按新法规取得版权，立即分袖珍本和普通本再刻，到明治十二年，两种开本分别达到八刻、九刻[12]（书后附记）。同一书商多次重刻同一书，应是印刷量过大造成版面损坏的缘故。大贺富二在《标注十八史略读本》的明治十五年刊本书后，附记了该书于明治九年、十二年、十五年三次刊刻，又列有发卖人四十多名、全国发卖书肆156处，印行量相当巨大。而经文部省检定的《少年丛书》本《增订十八史略讲义》，明治三十六年第一版印发，在此后的15年内刊印40版之多，其中明治四十二年一年即刊印四版。仅上述几种书的刊行，已足见《十八史略》的盛行于世，加之几十种同类史籍争先发行，则当时日本学者所言“曾氏《十八史略》流播海内，家藏户诵”[15]（卷首，今井匡之《例言》），绝非虚夸之语。可以断定：在日本，一部史籍于几十年之内以几十种名目反复、大量地刊行，惟此《十八史略》，没有任何别的史书能与之相比。《十八史略》在日本形成的这种文化现象，可谓空前绝后。
    第二，在《十八史略》畅行的同时，一批后续之作也刊印问世。《十八史略》记事止于南宋，读者自然有向下了解元、明、清历史的要求。明治年间虽然也曾刊印《十九史略通考》（注：明治四年，金泽学校以木活字刊印朝鲜传入之本，今内阁文库有存。），但下限仅及于元代，且元代记事相当简略，未能畅行。德川幕府时代，本已有后藤世钧撰写的《元明史略》四卷，记事起自元世祖，止于明朝灭亡，体例仿照《十八史略》，天头亦有标题。此书于日本宝历元年（1751）成书，五十年后有学者藤原正臣予以增补刊印，皆不大流行。又过了七十余年至明治四年和五年，原本、增补本接连从尘封中被翻出，重新刊印并大为畅行。此后，有人为之增撰标记、注释，有人又为之编写专门工具书（注：例如奥野精一《标记增补元明史略》（明治八年）、堤大介《元明史略字解》（明治十年）等等。），这是其读者特别广泛的表现。
    清朝人旷敏本于乾隆年间撰有通俗性简要通史读物《鉴撮》一书，记事从上古直至清雍正朝。此书传入日本，日人阿部修助按照《十八史略》七卷本的方式为之添加标题、注释，删掉清代内容，改名《增注标记二十二史略》。这样一部简陋之书，明治十四年刊印之际，竟有著名学者西村茂树（注：西村茂树（1828～1902），号泊翁，精于汉学，亦通西学。明治时曾任文部大丞、贵族院议员、宫中顾问官。提倡西学，又主张以儒学弘扬道德。著述宏富，有《日本道德论》、《万国史略》、《泰西史鉴》等。）为之题序。此事并非孤例，其他如著名学者龟谷省轩予以策划、增田贡执笔，将《鉴撮》截取元明两代史事，加以天头标注，“别为一编，以续曾氏《史略》”[16]（卷首，龟谷省轩《序》），名之曰《头书十八史略后编》。此种编书方法，只能是“史略”文化热潮背景下的特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