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雒邑的营建及其后成为东周的都城
    周平王东迁，所迁的雒邑，是周武王灭纣之后的建置。武王灭纣西归，路经伊洛流域，对此地很赏识，并指示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决定营建雒邑。武王作此指示和决定之后，迄至成王之时，才建置成功。雒邑虽濒洛水，在当时却是位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卷四《周本纪》）。
    关于雒邑的建置，《逸周书·作雒解》有详细的记载。据说：“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湊。”《作雒解》所说的大邑成周，有城有郭。这里暂置其郭不论，而论其城的大小长阔。所立之城方1720丈，折合今制相当于3973.2米，这应是其一边的长度，则周长应为15892.8米，也就是十二里。所谓城方的丈数，《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皆引作“方千六百二十丈”。折合今制为2742.2米，周长为14968.8米。
    以上面这些数字相互对照，显示出《作雒解》所记载的城方长度，按千六百二十丈计，《帝王世纪》谓“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晋元康地道记》则说：“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皆见《元河南志》卷二《战国城阙宫殿古迹》引）。折合今制，《帝王世纪》和《晋元康地道记》的记载，大致是相同的。只是两书所记载的都是南北较长而东西稍短的长方形，并不是正方形。
    近年考古工作者对洛阳涧东周城址进行发掘。此城址靠近穀水（涧水），而东周作为都城的王城及其宫殿区域靠近穀水入洛水之处。则此城址当即王城遗址，其发掘结果具见《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报告中详细记载发掘经过，特别对于四面城墙的堆积断面都作了记载，一些段落的长短都作了丈量。可是每一面城墙却没有综合的长度数字。新修的《洛阳方志·文物志》对此作了补充。据其所记，北墙长2890米，西墙长3000米，南墙间有残缺，什记长3400米，东墙3500米。周长为12790米。也不是四面城墙都一样长短的正方形（附图一 东周城址实测图 见64页）。
    有此东周城址周长的数字，即可以之与《作雒解》和《考工记》的记载相校量。以今制折合，《作雒解》和《考工记》的城和国周长皆为12900米。较东周城址稍长200米，就以《帝王世纪》和《晋元康地道记》的记载，亦相差无几。
    虽然没有很大的差别，并不等于说东周城址原来就是按照《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营建的。《考工记》所记载的匠人营国是全面的，国的周长仅是其中的一端。《永乐大典》卷九五六一引《元河南志》的古代洛阳图十四幅中有《周王城图》，除路门等五门和路寝内寝宫外，皆依据《考工记》匠人营国章绘制。在没有廓清问题前，这是不能以之作为周王城的图的。《考工记》匠人营国，谓面三门。全国应共有十二门。《元河南志》亦如是说。《元河南志》并说：“南城门曰圉门，东城门曰鼎门，北城门曰乾祭，余名不传。”余名不传，固不可以强求，可是北门乾祭却有问题。《元河南志》于此征引《春秋左氏传》和《水经注》作说明。《春秋左氏传》说：“昭二十四年，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水经注》说：“（乾祭）子朝之乱，晋所开也。”这是说这座北门并不是王城旧有的。如不是王城旧有，则新开这座城门，就使王城的北门增多了一门，而成为四门。《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是城内的道路都和相应的城门连接，因而形成了九经九纬，这时增添了一座城门，就构不成九经九纬。如果增添这城门之后，还能体现九经九纬的规划，那么王城原来的北门就只有两座，与《考工记》根本相违异了。
    这幅《周王城图》于宫城的前后标有面朝和东（后）市，也在左右两旁标有左祖右社，出处何在？《元河南志》本文也未能和乾祭作出具体说明，自当是按照《考工记》列入的。
    然而最关重要的，却是宫殿的位置。《周王城图》列宫殿于图的正中，这是和《考工记》符合的。可是《国语·周语下》却有这样的记载，据说“灵王二十二年，穀洛斗，将毁王宫”。穀水在王城西南会于洛水。所谓斗者，是穀洛两水猛涨，两水相会处以下的洛水河谷一时无由宣泄，溢出岸上，使王宫受到威胁。这显然是王宫近于穀水，并非在王城的中央。王宫如果位于王城的中央，则距穀水尚远，暴涨的水势如何会冲淹到王宫的近旁？以现在地势观察，穀水侧旁的地势，愈向王城中央就愈显得高昂，穀水就是暴涨，也不会冲淹到王城的中央。王宫偏在王城的西南，是和《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不相符合的。王宫的位置都没有按《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布置，其他设施就很难说都是按照这样成规的。《元河南志》所附的《周王城图》分明没有顾虑这一点的，就依照《考工记》的规划，绘制成不符合周王城实际情况的《周王城图》。
    四 齐国的临淄城和鲁国的曲阜城
    周人始建丰镐，后建雒邑。雒邑规划就未见得和丰镐相同。《考工记》匠人所营之国却有示范性质，是要诸侯之国效法的。在匠人营国这一章中还提到“门阿之制”和“宫隅之制”，而且明白规定：“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制。”这一章中又提到“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也明白规定：“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这是说，诸侯之国的都城，也要按照这样的制度，而且明白指出，诸侯之国都城的制度，都要低于王室，并且还要按照各自的等级差别下去。周人以礼治国，是要讲等级的。《周礼·春官·典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下文还说到“侯伯七命，子男五命”。郑玄注说：“国家国之所居谓城方也，公之城盖方九里，侯伯之城盖方七里，子男之城盖方五里。”郑玄在《礼记·坊记》的注文中也说到“子男之城方五里”。可见这样的规定是有来头的。可是《考工记》匠人营国却说是方九里。所说的当然是国家的都城。国家都城才方九里，上公、侯伯、子男的都城当然都应该因之递减。也就是说，上公的都城方七里，侯伯的都城方五里了。这一点连郑玄都感到难于调和，因为《周礼·春官》是儒家经典，《考工记》列于《周礼》之中，实际上是代替《冬官》，同样是经典。郑玄是儒家大师，当然不敢对经典有所是非，只好两存之（《诗·大雅·文王有声》篇孔颖达疏）。
    西周初年，封国甚多。见于文献记载的犹非很少。其都城经过近年考古勘探发掘却只有齐国的临淄城和鲁国的曲阜城。这里就据以论证。
    齐国的临淄城，如其名称所示，正濒于淄水，淄水流经城东，城西又有系水，城居其间。其遗址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犹以临淄为名。临淄有大小两城，大城周长14158米，小城周长7275米，大小两城总周长21433米。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南，其北其东皆紧倚大城，相倚处有城墙相隔，别无其他隙地。小城南北较长，呈长方形。大城西南因小城砌入，显得少了一块。大城东墙没着淄水，淄水蜿蜒曲折，城墙也非端直，因而全城难得成为四方形（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以下论述各诸侯之国的都城皆同此。）（附图二 临淄齐国故城平面图 见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