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工作者的推算，纪南城的城垣大约营建于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交。楚国与华夏诸国相同，早在齐桓公称霸之时，即已成为攘夷的对象，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线”的南夷；就是指楚国而言。楚王也以蛮夷自称，可见其中是有相当差距的。经过战争与交往，这样的差距逐渐得到泯平，不过影响还不易完全消失。战国时，孟子犹讥楚人许行为南蛮親舌之人，他可知矣。如果所谓“经涂九轨”真的始见于楚国的纪南城，并进而传到中原，为《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者所撷取，可能不是很早的事情。
    至于国中的市，《考工记》以市和朝相联系，而有面朝后市的规划，可是早在西周时始建的临淄城和曲阜城，都没有显示市的所在。东周初年至于春秋始建的郑韩故城和侯马古城也皆未见市的所在。其他考古发掘也都无所发现。有之，当数到秦雍城。秦雍城始建于春秋之时，其后陆续增修，迄至战国，规模初定。城中有市。市的遗迹中且发现货币，以此推断，其时代大致属于战国时期，与东周初年无关。
    前面说到魏国安邑城的宫殿区位于城的中央，以其与《周礼》有关而引入重视，如果这样的说法不至于讹误，则引人重视的时候当远在魏绛徙居之后。魏绛本为晋国卿士，晋国卿士受封邑者并非少数，魏绛一人之事，如何能引人重视？魏国于三家分晋之后，与韩赵两国并为当时的大国，自与魏绛之时迥异。魏国的强盛在惠王之时。惠王自诩为承继晋国的大业，而且还夸耀晋国天下莫强焉。惠王时魏国的强盛肇始于安邑城尚作为都城之际。由于魏国的强盛，安邑城确曾为当时人所重视。《尚书·禹贡篇》为托名大禹的撰著，实际上却是撰著于战国时期。这已是现代绝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定谳。《禹贡篇》讲究当时全国向都城的道路，而其所谓都城，却是冀州的西南部。往古传说，禹曾都于安邑。这是托名大禹撰著《禹贡篇》的因素。魏国强盛时都于安邑。《禹贡篇》的撰著者正是以夏朝影射魏国的。以宫殿置于都城的中央，诸侯之国中始见于鲁国的曲阜城，应该说是有历史的渊源的。强盛于一世的魏国，也是以宫殿区置于都城的中央，这样既符合《周礼》所规定的制度，也具有一定的成效，《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者可能就是因此而以之列入这一章之中。
    虽然这些说法还属于初步论断和推测，已经可以看到《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都是有根有据的。周人重礼，对于宗庙和社是相当尊敬的，早在古公亶父经营周原就已如此，因而在这一章中，左祖右社的位置就显得非常，安置在宫殿的前面、祖社以左右排列，只是在王宫前面的左右，并非在王宫的左右。如果是在王宫的左右，就显不得尊崇了。左祖右社以在王宫之前面显得尊崇，当然王宫所在地也不同寻常。鲁国曲阜城以宫殿设置于城的中央，应该不是偶然的，可能是取法丰镐旧制，只是丰镐遗址的考古发掘尚未竣工，难以取证。《考工记》规划的都城是方九里，这九里之长和《作雒解》的千六百二十丈差不多，甚至是相同的。虽然《考工记》所规划的都城不以成周王城为蓝本，但这方九里之城应该以成周王城为准则的。因为东周之时，成周王城为周王城的都城。周室虽已不振，周王却仍为诸侯之国共同尊奉的君王，其都城也应该为当时最大的都城。都城既方九里，则每边三门，共十二门也是有道理的。只是这三门、十二门的准则颇难得其依据。成周王城十二门之说，可能还是后人根据《考工记》得出的解释。因为见于记载的才只有几座门，距十二门之数尚甚悬远，固然可以说未见记载的门名，以历年久远未能稽考。其实这只是一句空话，没有什么意义。《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中，经涂九轨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可是有关中原诸国的文献以前未曾见于文献记载，考古勘探发掘亦未见其遗迹。齐鲁都是大国，如果其时已有如此创举，这样的大国应该说是有能力促成的。就是后来晋国再迁的新田都城也无此项设施。如果再无其他例证，只能说是取法于楚国纪南城的。而其时代不能过早，最早也只能是在春秋战国之际，也许就在战国的前期。
    如果经涂九轨取则于楚国纪南城是在战国前期，则设置宫殿于都城的中央就和魏国的安邑城联系起来。如前所说，置宫殿于都城的中央在众诸侯之国，始见于鲁国曲阜城，鲁国维护周礼，最著特色。如果《考工记·匠人营国》这一章撰著时期较早，是可取法于鲁国曲阜城的。可是“经涂九轨”这一创举始见于楚国纪南城，而其北传为《考工记》撰著者所取法，为时不能过早，鲁国已经衰弱，不见重于诸侯之间，则《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者，所取法的应是魏国的安邑城，而不是鲁国的曲阜城。《考工记》匠人营国章的撰述时期，似应以宫城位于都城的中央和经涂九轨为度，是不能过早的。
    正是由《考工记·匠人营国》这一章所说的营国规划有根有据，又合于《周礼》，甚至还可以合乎一般建城的原则，在《考工记》未列入《周礼》之中，以之代替《冬官》之前，就已为后世设计都城者奉为圭臬，在其列入《周礼》之后，成为儒家经典的一部分，在以后的悠久时期中，论都城建置时都不能漠然视之。
    按之具体内容，《考工记·匠人营国》只是营建都城的规划，而非周代的制度。由于列入《周礼》之后，成为冬官的代替篇章，就为儒家视为周代的制度，因而出现矛盾的现象。前面曾经征引过《周礼·春官·典命》，说到周初分封诸侯。上公之国城方九里。可是《考工记》所说的营国，城方也是九里。这样矛盾现象，皆出于《周礼》之中，《周礼》为儒家的经典，甚至像郑玄这样的大师，也只能依违其间，不能不两存其说，难于说出究竟，因而一直是一笔糊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