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城北城墙南面偏东300米处，还发现一处市的遗址。市的平面呈长方形，四周有土墙相围，东西长180米，南北宽160米。四面墙的中部各有一座市门。市的建筑平面呈凹字形。其建筑时代大致属于战国时期（注：《中国考古学年鉴·凤翔县秦雍城》，1989年文物出版社。）。雍城市的遗址，在雍城的北部，对马家庄的宫殿和宗庙遗址来说，可以说是近于南北相对，符合于面朝后市的规模。可是市是战国时期建筑的，而铁沟、高王寺宫殿遗址，也是战国时期的建筑，说到面朝后市，就应以铁沟、高王寺的宫殿为准，那就不能说是面朝后市了。（附图七 秦都雍城考古发现示意图 见42页）
    八 魏国安邑城的大城和小城
    上面论述的几个诸侯之国的都城，临淄城和曲阜城可以上承西周时期，郑韩故城所涉及郑国新郑则在周室东迁之后，侯马故城又在春秋时期。秦国雍城虽始建于春秋时期，战国犹不时有所补缀。始建于战国早期而其遗址又经过近年考古勘探的，应为魏国的安邑、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和秦国的栎阳城（今陕西临潼县渭水之北）。
    赵国的邯郸城和秦国的栎阳城亦犹郑韩故城和晋国的侯马古城，与《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皆了无关涉，可以略而不论，而论魏国的安邑城。安邑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春秋时期魏绛自霍（今山西霍县）迁此。三家分晋后，魏国仍以此为都。据考古勘探，安邑城遗址大、中、小3个城圈。中型城圈为秦汉时期所筑的，不在论述之列。大城和小城可能就是魏国的都城。大城周长15.5公里。小城位于大城的中央，为周长仅3公里的正方形，当为其时的宫殿区。以之与《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相比较，大城显然狭小，可是小城正在大城的中央，却是其他诸侯之国的都城少见的。（附图八 魏都安邑平面图 见封三）
    九 《考工记·匠人营国》撰著时期的推测
    这里论述《考工记·匠人营国》是参照了近年的考古发掘的成果。考古发掘的成果虽已相当丰硕。较之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的诸侯封国，却是戋戋难以备数，而且这里所参照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这样稀少的资料尚论往古的撰著，自然不易得出具体的结论，不过借此可以略见其间演变汇合的蛛丝马迹。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说《考工记·匠人营国》并非早在西周初年就已规定的立国制度。甚而当周室东迁之后，也还没有这样的规定。成周王城于西周初年即已建立，其规模小于丰镐，仅与上公的诸侯之国相等。以之作为正式的都城，乃是由平王时才开始的。周人是擅于讲礼的王朝，等级的分别相当严格。齐鲁两国论功论亲，皆居诸侯之国的上乘，其都城的广狭虽间有差异，却都合乎《周礼》的规定，未尝稍有逾越。可是齐临淄城和鲁曲阜城的周长竟都和成周王城相仿佛，甚至还稍有出入。这不是齐鲁两国的僭越，而是平王仓卒迁徙，未能扩大成周王城，使之与丰镐相等，《考工记》所说的城的周长与《作雒解》相同，正显示其与西周的旧制毫无关涉处。
    《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规划的制度，并非西周的旧制，也不是东周的新制。《考工记》规划都城，王宫自在城的中央。可是成周王城就不是如此。成周王城的宫殿在城的西南部，近于穀水行将与洛水会合之处，故穀水暴涨，就会冲淹到王宫。这是东周一宗大事，见于文献记载，应非虚妄。虽遇这样非常的事故，也未闻因此而有迁移宫殿的倡议和举动，可能经东周之世，都是如此。《考工记·匠人营国》对于宫殿的设置完全与成周王城不同，可见不是遵循东周的新制，不以成周王城为蓝本。
    成周王城的宫殿为什么设置在西南部，自来无人为之解释。按周人的礼仪应该设在都城的中央。丰镐旧制已难于稽考。根据考古的勘探发掘，鲁国曲阜城的宫殿就是在城的中央。鲁史未见移置宫殿的记载，可见乃是西周以来的旧迹，而为《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者所取法。
    这样以宫殿设置于都城的中央，在经过考古发掘的诸侯之国的都城，仅又见于战国时期魏国的安邑城。当魏绛始由霍迁于安邑之时，鲁国已相当的衰弱，其国力不见重于列国，而保持周室的旧制却为其时诸侯之国所少见。安邑城中宫殿区的位置是否与曲阜城有关，不必在这里过事揣测，仅就其能与《周礼》有关而论，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重视。
    周王以礼治国，宗庙与社皆应为都城中重要的设置。《诗·大雅·绵》篇一则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再则说：“迺立冢土，戎丑攸行”，所谓冢土就是大社。可见当时宗庙和社是并重的，也是营建都城首先应该考虑的。宗庙置于何时，《绵》篇中未见具体说明。至于“迺立冢土”，则叙述于“迺立皋门，皋门有伉；迺立应门，应门将将”之后。据郑玄的注释：“王之郭门曰皋门，王之正门曰应门。”当时是否有郭是另一个问题，这里暂置不论。至少可以说皋门在应门之前，应门之内就是冢土，然后再是宫殿。鲁国自然也有庙，且有数种不同的庙。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群公称宫（《春秋公羊传·文十三年》）。孔子就曾经到过太庙（《论语·八佾》）。庙建于何处？未见记载。晋国都城新田（即侯马古城）的宗庙所在，据考古勘探发掘的遗址，似建于马庄和呈王两古城之中，而此两古城在其时宫殿区的东和东北，并未如《绵》篇所说，在应门之内，宫殿之前。侯马古城未发现当时社的遗迹，鲁国曲阜城的社，不仅有文献可稽，且有遗迹可征。这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这和《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规划有所不同。虽然不同，《考工记》的记载应该说上承古公亶父在周原的经营，是有根有据的。
    《考工记·匠人营国》在“方九里，旁三门”之下，说到“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这是有关都城中交通设置，也是相当重要的。九经九纬的道路，其前提是要都城四面城墙每面都有三门。而且东西两面的三门都应相互对称，南北两面的三门也应都是一样的，齐国临淄城和鲁国曲阜城，都可以说是九里之城，或者是近于九里之城，可是所设的城门都不是十二门，这就难得彼此相应对称，也就说不上九经九纬了。成周王城四面城墙虽有差距，但差距并非过于显著，应该设置十二门的。但除过圉门、鼎门、乾祭三门之外，别无所知。就是乾祭门也是后来才增建的，是否就在十二门之列，更是需要再事斟酌的。所以这些就无由一时提起。
    应该说，构成九纬和九经的规模，是先要具备经涂九轨。就是每条道路都有三股道。每股道的宽折合今制为16.632米。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每一条道路有三股道。则通过南北两面城墙各自三门的道路就是九经，通过东西两面城墙各自三门的道路也就是九纬了。
    这样经涂九轨在当时应该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可是当时有关华夏诸侯之国的文献记载，除《考工记》以外，竟不易见到这样的称谓，就是中原诸国的考古发掘，也未见到残留的遗迹。有之，就要数到楚国的纪南城。纪南城的西垣北门有三条门道，中间的门道比两侧的宽一倍。虽尚未知悉之三条门道的宽度是否与《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规定的九轨相同，但空谷足音，自是不易得闻见的。不过这样的设置只见于一座城门，而且还是西垣北门并非北垣的城门，只能说这是“经涂九轨”的刍形，还不能以之与《考工记》所记载的规划同等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