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此“僤”的命名问题
    见于已有的研究著作，或称其为“父老僤”，或称之为“侍廷里僤”、“侍廷僤”。按，此僤正名应定为“侍廷里父老僤”。因为此僤是一个以一定地缘为本的民间组织，其成员局限于侍廷里的范围。又，其组建之目的，在于解决侍廷里父老一职的费用的补偿问题。鉴于上述两点因素，故于此组织应首冠以“侍廷里”之名。又从约束文来看，其组建之惟一目的，就在于为充当本里父老者解决其活动经费的补给问题。故还当冠以“父老”之名，以示造设此僤之目的及此僤之性质。其实券文首行已明确标出“侍廷里父老僤”之名。此为僤名之全称。有此约文之内证在，不当另拟他名。
    又按，“侍廷里父老僤祭尊于季”当连续。俞氏断句作“侍廷里父老、僤祭尊于季”。不当。因为，此乃僤中之约束，非里中之约束。尽管僤中成员有可为里父老者，抑或于季即为里父老之职，然他却不能以“里父老”之职分参立本约束石券，因为此约束为僤中事，则任何人必以僤中成员的身份出现。于季、左巨便始终以僤职出现。至于季、巨是否为里父老，或僤、里是否合一，则另当别论，与此并无关碍。故“侍廷里父老”当与“僤”字连续而成为僤名。此名中之“父老”并非指于季在里中之职分。
    僤名既定，则此券文之名亦即可得。文中称“共为约束石券里治中”。故此券文应定名为“侍廷里父老僤约束”。而石券之名则当定为“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约束”一概念屡见于文献与考古材料。文献例甚多，此不赘引。考古所见，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有木牍《中服共侍约》称“相与为服约，入服钱二百。约＝”。洪适《隶释》所录之《都乡正卫弹碑》称“郡校刘□为民约□”。由此可见，“约”、“约束”，皆可独立成辞，有“规则”、“条约”义，亦正如《都乡正卫弹碑》之所谓“斑董科例”之“科例”。故侍廷里父老僤所为之约束文正可名之曰“侍廷里父老僤约束”，不必于“约束”前加“买田（见黄、宁二氏说）”字样。此“约束”因刻于石券，故可称石券为“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
    二关于左巨在僤中的职务问题
    此处涉及到约束文“祭尊于季主疏左巨”一句之句读问题。黄、宁、俞三氏皆读作“祭尊于季主疏，左巨”。此句读误。“主疏”应属下，读作“祭尊于季、主疏左巨”。按应劭《汉官仪》引世祖诏曰：“书疏不端正，并正举者。”《后汉书·左雄传》：“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书疏、笺奏，即治书定簿。掌典此文书，乃文职差事。僤中设主疏一职，亦为掌理僤中文书事。祭尊、主疏为侍廷里父老僤中主、次之二大领袖人物，是25家的代表人物，亦是僤中的主要管理人员。
    从约束所述来看，祭尊于季、主疏左巨一直处于重要管理者的地位。然季、巨二人，其社会背景却各不相同。从券文末列名来看，25户之中，于姓有10户，占三分之一尚强。可见于季背后有个较大的家族势力圈子作为其后盾。这是于季之所以能在此民间社会组织中，长期荣膺祭尊此等民间社会领袖之位的根本原因所在。即在今日的乡里，此等背景也是不容忽视的。左姓只有二户，在其中近于孤门，然左巨却获任次等领袖之职，是何道理？我以为这可能与其所具有的特殊社会职能有关。左巨可能是僤中最高或惟一文化人，“主疏”此等文职差使舍巨而莫属。又，若以主疏属上读，则下言“共为约束石券”之25人，将以左巨领衔代表。于此以约言称代中，排除祭尊于季这位僤之首领人物在外，殊觉大为不当。若以主疏属下读，将全句读作“侍廷里父老僤祭尊于季、主疏左巨等二十五人，共为约束石券里治中”，则最为顺通，不仅合于文理，且亦合乎事理。
    三石券作立地点与造作者
    这里涉及到对“里治中”三字的疏解问题。按，“里治”即“里之治所”，亦即里之办公处所。惟俞先生将“治中”释作里中之一职名，并将“里治中”属下读。此说误。今于秦汉文献，从未闻见其乡里有“治中”一职者。其所引旁证比例之文，皆为高级职员，不足为“里治中”释读之凭据。俞先生既将“里治中”释作职名，则必属下读，如此“里治中”便成了造僤者，则殊欠确当。
    俞先生文认为，“‘僤’是由‘里治中’主持而重新组织起来的”。按，前已指出“里治中”一职于文献无得证明，令其属下读而成为僤的组建者，则更殊觉不解。“里治中”既然作为一个僤的缔造者，而为什么于“共为约束石券”以及僤的事务、土地财产的使用和处理等项大事活动中，却皆不见其踪影呢？这只能说明“里治中”不是“侍廷里父老僤”的组建者。其实，从该约束石券文来看，其组建者以及主持人还是很明确的。券文首列祭尊于季、主疏左巨二人名，并以之作为僤全体成员的代表人物来“共为约束石券”，并且在“即僤中皆訾下不中父老”之时，仍以于季、和左巨为代表“共假赁田”。由此观之，于季、左巨二人尚有僤终身领袖的味道。此二人无疑应是“侍廷里父老僤”的首要发起人和主持组建者。尤其是于季本应是此里中民间社会自然领袖，故造僤必由其张罗和主持，并以之为僤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