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陈涉起而自立为楚王，郡县多杀长吏以应陈涉。沛县令亦准备帅沛中“子弟”起而响应。县吏萧何等以为县令以秦吏身份反秦，恐子弟不信从，因建议召集诸亡命在外者以胁迫沛中现在子弟。沛令于是命樊哙召刘邦。此时刘邦之众已聚会有数百人之多。等刘邦来到，沛令后悔，恐有变故，于是闭城门而守。此时沛中“父老”、“子弟”尚为沛令所用。于是，刘邦“书帛射城上，与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可立立之，以应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父老乃帅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高祖，欲以为沛令”。沛“诸父老”并拥立刘邦为沛公。“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1]（《高帝记》）
    从沛县形势来看，这几乎仍是战国城守的系统，是一种农、军、政一体化的余绪。《商君书·兵守》讲城守之法，要对其居民进行分类统编，分为壮男、壮女、男女老弱之军。《墨子·备城门》等篇更谈到离乡民遇敌入保城郭，城邑中还住着他们的头人“三老”。从战国一直到秦末沛县的情况来看，其城守共同特点，便是对民军的编组，而且民军在城守中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这种城守之法，仍然拖着官社政社合一性实体邑的尾巴。
    从刘邦取得沛县、立为沛公的前后形势来看，沛中父老态度的向背，乃是成败关键之所在。这些父老就是各家父家长，自然决定着各家子弟的去向。沛令与刘邦都在争取沛父老的支持。沛令用父老帅其子弟为其守城。刘邦则策反沛父老。结果他成功了，并靠诸父老的信任与支持，建立起一支拥有3000人的“子弟”兵队伍，作为他打天下的基础力量。刘邦西入咸阳，还军霸上，仍是“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2]（《高祖本纪》）此处刘邦还是通过争取关中父老们的支持，以稳定关中局势。
    从刘邦所召，除父老外，尚包括豪杰在内，而其说却仅以“父老苦秦”动之来看，可见“父老”的名义和行动，在乡邑是最具号召力的。不论此“父老”为里中所推领袖，抑或为各家父家长，然其共同身份特点则是作为各家子弟之长辈存在的。因之不论国家政权是否提倡尊老与老人政治，然而，父老们在乡里社会中却依然都是自然的领袖力量。尽管如秦，其专制主义集权制以里伍相牧司为基础，并不以父家长统治为本，父家长权威在家内扫地，然而这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父老”在社会活动领域中的领袖地位。这也是传统农业社会所决定的。为秦所打击和排抑的三老、父老、豪杰等社会势力，在秦末，则成为反秦者的社会基础势力之一。陈涉起义，一至陈，便“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2]（《陈涉世家》），以之共同参与并决定军国大计。陈涉也是接受三老豪杰们的建议与支持，而自立为王的。陈之三老豪杰中就包括了“父老”这个部分。
    在平时的行政运转中，也少不了父老们的合作。汉张敞为守京兆尹，“长安市偷盗尤多，百贾苦之”。张敞“求问长安父老，偷盗酋长数人……闾里以为长者”[1]（《张敞传》）。可见父老又是乡里人事的知情者。尹赏治长安也是“部户曹掾吏，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捍，持刀兵者，悉籍计之”[1]（《尹赏传》）。在里的公共庶务中，也由父老共同办理。《汉书·于定国传》云：“始定国父于公，其门闾坏，父老方共治之。”在求雨、止雨的宗教性社会活动中，也少不了父老们的参与。董仲舒《春秋繁露·止雨》云：“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父老非里吏，然却是一特殊人物群体。
    父老群角色，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而且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他们本来就是古代形形色色的共同体中的头面人。在官社体制下，充当父老的条件有二：一为闾里高年；一为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是道德模范人物，堪为闾里表率，为里人所倾心向往，自然构成闾里核心。高年与高德，使其成为维护闾里公共秩序的自然领袖，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愈是早期，愈是如此。东汉何休在注释官社井田闾里社会组织状况时说：“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中辩护亢健者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马。父老，此三老、孝悌官属，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时，春，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从十月尽正月”[3]（“宣公十五年”条何休注）可见，“父老”与“里正”都是里事的管理者，他们都是政府选任。只是条件不一。充当父老者，必须为“耆老”且“有道德”。里正，则为“辩护亢健者”，是闾里强人。秦简《法律答问》云：“可（何）谓‘（率）敖’？‘（率）敖’，当里典谓也。”“率敖”即与“辩护亢健”一致，可见秦之里典与何休注之所谓里正，其条件是有继承性的，到汉代一个时期，充当父老的条件则有所变化。除了耆老高年外，尚须有一定“訾”财作为条件。
    在汉代，父老同里正一起参与里中的管理事宜，其身份介于宫私之间，可谓半官半私。汉代父老活动的例子，在文献上的记载已如上引张敞、尹赏、于定国等《传》中。今在汉简中也可见到确凿的例证。如居延出土的秋赋钱封检文字曰：
    荧东利里父老夏圣等教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