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三年（1788），吴骞（1733-1813）校录鲍廷博藏本《考文补遗》，其《七经孟 子考文补遗录序》有曰：“予从鲍君借观，就其所考经注而抄之，疏则未暇也。……夫 经籍去圣日远，阙文讹字，谬本实繁；赖古书流传海外，使学者犹得藉以考证其谬误， 而补订其阙失，岂不诚斯文一大幸哉！”[1]（《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一）
    阮元（1764-1849）对《考文补遗》推崇有加。他在北京时见过写本，后为浙江学政， 看到扬州江氏随月读书楼藏日本原刻本，带至杭州，“校阅群经，颇多同异”。阮氏通 过比勘异文，肯定了古本、宋本的可靠性，特别强调了古本足以备唐本之遗、保存故经 文资料的价值。他说：
    山井鼎所称“宋本”，往往与汉、晋古籍及《释文》别本、岳珂诸本合；所称“古本 ”及“足利本”，以校诸本，竟为唐以前别行之本。物茂卿《序》所称唐以前王、段、 吉备诸氏所赍来古博士之书，诚非妄语。故经文之存于今者，唐《开成石经》、陆元朗 《释文》、孔冲远《正义》三本为最古，此本经虽不全，实可备唐本之遗。……凡以上 经文，略为举证，皆非唐石经以下所有，诚古本也。传注、《释文》、《正义》三者所 校更为繁细，助语多寡，偏旁增减，或不足为重，然精核可采者亦复不少。[1]（《考文 补遗》卷首《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序》）
    嘉庆二年（1797），阮元重刻此书，是为小琅嬛仙馆本。据卷首阮元序，日本 《序文》、《凡例》皆依文澜阁写本，刊列卷首①；书中字句尽依原刻本，有明知其讹 者亦仍之，别为“订讹”数行于每卷之后。嘉庆二十一年（1816）秋阮元在江西主持重刻 《宋本十三经注疏》版成，其中《七经》及《孟子》即采用《考文补遗》参校。如《< 周易注疏>校勘记》，所用参校本中有古本、足利本（单注本）和宋本（注疏本），三种本 子均出自《考文补遗》，足见其对此书重视的程度。
    嘉庆五年（1800），洪颐煊（1764-1832）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跋》，引证类书等他校 资料说明《考文补遗》所出异文的价值，以为其“义皆长于今本。山井鼎称足利学所藏 ‘古本’为唐以前物，盖亦可信其不诬矣”[1]（《诂经精舍文集》卷三）。
    以上公私诸家对于《考文补遗》的学术价值基本上都是肯定的，尤其是其书所提供的 唐宋乃或更早的版本和异文资料对于经书校勘的重要意义，大家都是认可的。但是，山 井鼎、物观等人在经学上的识见、造诣毕竟还无法与乾嘉大师们相媲美，其不足乃至错 误也为清代学者所论及。
    卢文弨“……犹以其古本、宋本之误不能尽加别裁；而各本并误者虽有正误 、谨案诸条，亦复不能详备；又其先后位置之间颇费寻检”[1]（《<七经孟子考文补遗> 题辞》）。又曰：
    初得日本国……《七经孟子考文》，深喜其遵用旧式，据古本、宋本以正今本之误。 然特就本对校而已，其误处相同者虽间亦献疑，然而漏者正多矣；且今本亦有绝胜于旧 者，不能辨也。[1]（《十三经注疏正字跋》）
    阮元也指出“山井鼎等惟能详纪同异，未敢决择是非，皆为才力所限”[1]（《七经孟 子考文并补遗序》）。洪颐煊亦谓其“材力有限，尚不能考核精当耳”[1]（《诂经精舍 文集》卷三）。不过，作为校勘学专家，卢文弨深知这种按而不断的校勘方式 其实也是最可靠的。他说：
    《七经孟子考文》于古本、宋本之异同不择是非而尽载之，此在少知文义者或不肯如 此。然今读之，往往有义似难通而前后参证不觉涣然者，则正以其不持择之故，乃得留 其本真于后世也。[1]（《<周易注疏辑正>题辞》）
    鉴于《考文补遗》和《十三经注疏正字》各有优劣，卢氏拟自己校定群经，“余有志 欲校诸经已数十年，晚乃得见此两本，其善者兼取之，以汇成一书，而后无遗憾矣”[1 ]（《十三经注疏正字跋》）。具体方法是“两取其长，凡其未是处则删去之，不使徒秽 简编”[1]（《<七经孟子考文补遗>题辞》）。其中，《周易》在原有校本的基础上于乾 隆四十六年（1781）完成。他说：“余欲兼取所长，略其所短，乃复取吾所校《周易》， 重为整顿，以成此书，名之曰《周易注疏辑正》。”[1]（《<周易注疏辑正>题辞》）
    随着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不断开展，有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赴日考察汉籍版本。杨守 敬（1839-1915）在日访书即有非常大的收获，亲眼看到了山井鼎等用以参校的好多本子 ；同时，也发现了《考文补遗》的另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版本收罗不全，仅限于足利 学所藏，日本国内更多有价值的版本并未能拿来参校。《增订丛书举要》卷三是书解题 曰：
    日本山井鼎等就其国足利学所藏古钞本、宋椠本及足利学活字本合而校之，颇为精审 。然余于其国得《周易》、《尚书》单疏、《毛诗》黄唐残本、《礼记》单疏残本、《 左传》古钞卷子本及单疏残本，皆山井鼎所未见。又得《七经》经注本各数通②，以校 山井鼎之本，时多出入。缘山井鼎仅就足利一学所藏，余则遍觅其国中古本，故所见多 数倍。拟为重校《七经》本，仅成《论语》、《左传》，馀未脱稿。而余老衰眼昏，不 复能细校勘，然其本皆什袭藏之，未敢散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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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文渊阁四库本卷首不录日本《序文》，仅有《凡例》。文澜阁本情况不明。
    ②以上诸书的详尽解题可参见《日本访书志》卷一及《日本访书志补》（均收入《杨守 敬集》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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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卷二著录《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解题引杨守敬跋亦云：
    旧读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各经皆有古钞本，唯《左传》经注本、注疏本皆只据 足利学所藏宋椠，因疑日本《左传》无古钞本。及得小岛学古留真谱中有摹本弟一卷， 首叶字大如钱，迥异日本诸钞本。问之森立之，乃云：“此书全部三十卷，是古钞卷轴 本，藏枫山官库，为吾日本古钞经籍之冠，山井鼎等未之见也。”
    事实上，日本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吉田汉宦《活版经籍考》卷二逐一考证出山氏所 据活字本之源流，其《礼记郑注》提要曰：“按山井鼎所校《五经考文》，其于活版则 《周易》、《左传》、《礼记》三通而已，皆上所载者也；如《毛传》、《尚书》则鼎 未及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