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被边缘化的古典名著
    《国语》是一部先秦史学名著。它按照国别记载春秋列国时期的历史，分为《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共21卷。它所记载的历史范围，最早为周穆王伐犬戎之役，最晚为公元前473年（周元仁王三年）越灭吴。由于《国语》记载的历史时期与《左传》大致相同，所载历史事件又与《左传》密切相关，因此长时间内每有人称《左传》为“春秋内传”，而称《国语》为“春秋外传”。《国语》的撰著者，因司马迁有过“左丘失明，厥有《国语》”①的话，因而长期被归到左丘明的名下，甚或认为《国语》一书是左丘明撰成《左传》之后将剩下的材料纂辑而成。经过近代以来学者们反复探讨，证明上述说法并不可信。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国语》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它的纂修者，不可能是与孔子同时、且年辈长于孔子的鲁君子左丘明，也不应是与《左传》同一作者。《国语》书中《晋语》卷数最多、叙述最详，次为《周语》，以此来推断，其纂修者应是战国时期三晋之人。②先秦时期有不少典籍的纂成过程有一共同的特点，“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国语》也是如此。一般认为它成书于战国前期，但不排除后人有所附益增饰。③
    然则这样一部古典名著，长期以来却遇到被边缘化的对待。习见的情况，是它作为研究先秦历史的史料屡被引用。从研究层面说，已有成果主要关注于讨论《国语》一书的成书年代。④而关于讨论其史学价值和编纂特色的文章，笔者所见到的，仅有白寿彝先生于50年前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题为《国语散论》一文。⑤可以说《国语》是长时间被冷落了，这种情况与《国语》应有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国语》之所以被边缘化对待，恐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为《左传》的成就所掩盖；两书都是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以往又长期被称为“春秋内外传”，因而造成一种思想定势，即以《左传》的优点来衡量《国语》，其结果，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国语》的不足之处，而忽视了其优长之所在，以致有的研究者认为“《国语》并非是一部史”。二是，没有充分揭示《国语》何以称为“语”，这种史书体裁为何产生于战国前期，书中记载的“语”究竟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和宝贵的价值，以及《国语》在历史编纂上有什么成就等。
    如此情况，给我们提出了严肃的任务，即必须努力探究《国语》本身的特色，对其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作恰当的评价。实际上，前人曾对《国语》作过很有见地的评论，其中以三国时代的韦昭和宋代学者戴仔所论尤为精辟。韦昭是著名的《国语解》的作者。韦昭在《国语解叙》中，称誉《国语》作者“明识高远”，“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⑥。他高度评价《国语》的价值应与儒家经典并列，尤其概括“邦国成败，嘉言善语”八字，实则揭示出《国语》全书的记载重点和精华所在。韦氏不愧既有撰史的实践，又有过人的史识，所论切中肯綮。戴仔的评论，则见于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春秋四十二”所引：
    吾读《国语》之书，盖知此编之中，一话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辞宏深雅奥，读之味犹隽永。然则不独其书不可訾，其文辞亦未易贬也。⑦
    戴氏之论，真能识人之所未识。他嘉许《国语》篇中所言“皆文、武之道也”，强调的即是《国语》通过总结邦国成败的史实和有关人物的评论，都深深符合治国的道理和成败的规律。此与韦昭的评价正好异曲同工。韦、戴二人可谓目光如炬，所论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惜乎他们都仅是点到而已，未能畅加申论。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以前人提供的启示为基础，深入地发掘《国语》中富有价值的思想内涵，阐发其创设“记言”体史书的特色，总结它在历史叙事上的成功手法，对其在史学发展上的意义作出恰当评价，从而恢复这部古典名著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应有地位。
    二 总结“邦国成败”历史经验记载贤士大夫“嘉言善语”
    《国语》首要的史学价值，是自觉继承《尚书》所开创的“殷鉴”传统，总结西周晚年至春秋时期宗周及列国的成败盛衰教训。而且由于作者选取的历史事件之重要和阐发的历史经验之深刻，书中的记载已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极具教育意义的内容，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常常为人所称道，甚至作为箴言警句加以引用，因而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据着引人注目的地位。书中总结的“邦国成败”历史经验，最为突出者可以举出以下两项。
    一是记载西周晚年走向衰亡的必然性，深刻地说明统治者如果不对周围少数民族采取安抚的政策，不体恤民众的痛苦，就必然失败。
    《周语上》着重记载宗周晚年穆王、厉王、宣王、幽王时期关系政治成败的大事件。第一则，记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周的卿士，周公之后）出来谏阻，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时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祭公强调对待少数民族和对待民众，都要施行德政，让他们得到实利、增殖财富，通过修好政治、采取慈和温厚的措施，使他们向慕朝廷的恩惠，如果发生不按时祭祀贡享的失职行为，采用开导、说服的办法解决，才能得到发自内心的拥戴。祭公的诤谏，是申述周公之教，务必作到敬德保民，先修政事而后刑罚，先礼而后兵。可是穆王却拒谏饰非，“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⑧。周穆王不修德政、炫耀兵力的结果，是失去周边少数民族的归附！
    继之，是记载周厉王监谤，最后失败被流放的著名故事。尤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叙述明确表明自己的严正态度，认为像周厉王这样的暴君被流放是咎由自取，民众的举动是正义的。《国语》所载周厉王监谤，已成为最具鉴戒意义的典型史事，证明民众的意志才是决定最终成败的无比巨大的力量！其中总结的精警语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溃，伤人必多”⑨，在古代是真理，在今天也仍然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