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写道：吴王夫差“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吴人从长江北扬州附近开凿出一条通向宋、鲁的水道，将长江、淮水连接起来，水路可直接通到河南中部，这正证明吴国国力的强大。正当吴在黄池会上与晋人争长未显定局之时，吴的后方传来越王勾践乘虚攻入姑苏的坏消息。夫差恐惧，向诸大夫问计：现国内危急，我道路遥远，如今之计，是不举行会盟迅速赶回吴国，还是放弃主盟的希望，让晋国居先？王孙雒回答说：两种办法都不好。无会而归，沿路将要遭到齐、宋、徐等国夹击，会而先晋，等于我劳师千里一无所得，越国攻袭的坏消息传播开来，吴国士卒会发生反叛。所以，“必会而先之”。王孙雒进一步出主意：“今夕必挑战，必广民心，请王厉士，以奋其朋势”，取得盟主地位，在诸侯各国有体面，就可以安全返回吴国。（34）
    作者进而写出吴军争当盟主的声势：吴王连夜秣马食士，整肃队伍，分中军、左军、右军，百人为行，十行一旌，十旌一将军。“万人以为方陈，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亲秉钺，载白旗以中陈而立。左军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军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乌羽之矰，望之如墨。”“三军皆哗釦以振旅，其声动天地。晋师大骇不出。”在两军紧张对垒的气氛中，又添加一意外情节，晋军派出的阵前通使者董褐觑出吴王神色异常。他报告晋军主帅赵鞅：“臣观吴王之色，类有大忧，小则嬖妾、嫡子死，不则国有大难，大则越入吴。将毒，不可与战，主其许之先，无以待危。”于是晋定公同意由吴主盟，“吴公先歃，晋侯亚之”（35）。既盟之后，吴军立即退兵回国。我们以今日的眼光审视，导致“黄池之会”出现戏剧性场面，是因为有两条线索在起作用，一是吴国确有相当强大的国力，“北上而忧中国”，敢于争取盟主的地位，一是越军乘虚攻入吴的都城，本来占据优势的吴军转为劣势。《国语》作者确实做到恰当地把握住这两条线索，多角度、多层面地记述历史，值得称道。在作者笔下，吴、晋、越各方力量相交错，事件的发展紧张起伏，扣人心弦，因而为后人留下了春秋晚期历史曲折变化的一页。（36）
    又一典型例证，是《晋语一》、《晋语二》用大量篇幅集中叙述的“骊姬之难”。它所牵涉时间长，范围广，前后相关的人物除晋献公、骊姬、太子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子圉五位公子外，还有卿大夫里克、丕郑、荀息、狐突、士蒍和优人施等，错综复杂。由于这场祸难不但造成晋国长期政局混乱，而且因“尽逐群公子”而造成春秋时期“公族失势，九卿擅权”的特殊国情。《国语》作者精心地组织材料，同时运用多角度、多层面叙事方法再现历史进程的复杂性，表明有关晋国国政的一场大阴谋正一步步发展，大祸将作。作者选取了三个角度观察和叙事，使人读之惊心动魄。一是骊姬阴险狠毒，她为实现废掉太子申生、立己之子奚齐为太子的目的，不择手段地阴谋陷害，编造种种谎言，表面上又假装亲近太子。献公则日中其谗言，对申生的猜忌和迫害步步加深。二是生性仁厚的申生不正视骊姬一手制造的阴谋，他为忠于君父的观念所束缚，因此一步步走向绝境。三是卿大夫丕郑、里克、狐突等人，或分析骊姬设下的阴谋，预言事态的发展，或恐危及自身而装出不偏不倚的姿态，或怕卷入危险而杜门不出，更形成危机重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叙述如此复杂的事件，却能从容不迫地展开，像一部史诗式的复杂交响乐作品，有意识地反复“再现主题”，突出主线，清楚地交代事态的发展。《晋语一》第六则至第九则，通过记载一连串险恶事件充分证明，骊姬引起的晋国内乱未有尽头，太子申生将罹大祸。在头绪纷繁的叙述中，作者在关键之处一再点明，“骊姬既远大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大子遂行，克霍而反，谗言弥兴”；“申生胜敌而反，谗言作于中”；“果战，败狄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有意地反复再现“主题”，说明骊姬一再使用阴险狡诈的手段，使太子申生愈加陷入危险的处境之中。五年之后，太子申生终于被迫自缢，重耳、夷吾也受谮出逃，“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国无公族焉”（37）。
    过程曲折、头绪纷繁的事件，是对史家叙事能力的极大考验。《国语》作者对于如同吴北上争霸主和“骊姬之难”这样复杂的事件，却能有条不紊地做到多角度、多层面叙述，这无疑为提高中国历史叙事水平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四）提供了“纪事本末法”叙事的成功范式
    《国语》以“记言”为特点，似乎与“纪事本末”叙事方法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它的不少篇章是专记一个重要事件，并且做到完整地记载事件之始末，提供了用“纪事本末法”叙事的成功范式。
    “纪事本末体”作为一种比较定型的史书体裁，是从南宋袁枢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始的。在此之前并无以“纪事本末”命名的史书，这就容易使人造成一种错觉：用“纪事本末”的方法著史只是在南宋以后才受到史家重视，而在此之前并不受关注，毋需多作讨论。其实，“纪事本末体”与“纪事本末法”二者是既有密切关联，又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在袁枢撰成《通鉴纪事本末》之前，“纪事本末”的叙事方法早就为史家所运用。道理是很清楚的：“历史”本来就包涵时间、事件、人物这些基本要素，三者又是密切关联、不能割裂的。史家撰史，可以选择从时间先后（年代），或人物活动的角度来撰写，成为编年体或纪传体史书，但因为他写的是“历史”，所以其中必然就有“纪事”的成分，即叙述事件的原因、经过、高潮、结局。“事件”既然是“历史”的基本要素，那么，自从有历史著作始，其中就必然有“纪事”的内容、方法和地位。《尚书》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史籍，其中的《金縢》、《顾命》就是明显运用“纪事本末”方法的名篇，章学诚甚至推崇为“体圆用神”，“神明变化”（38），是史家著史的典范。以后，《左传》中也有成功的运用，如记载晋公子重耳出亡十九年，就是典型的篇章，同时《国语》一书也提供了用此方法写史的成功范式。再往后，包括《史记》、《汉书》、《通鉴》在内的史学名著，其中都不能缺少这种叙事方法的运用。因此，我们应当建立起一种新的看法：“纪事本末”作为一种基本的历史叙事方法，它起源甚早，经历漫长，它被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史家所运用，因而推动中国史学波澜壮阔向前发展，对于其中的成就、特点和规律，我们要认真地总结。这不仅是全面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历程所需要，也是更加深入一步探讨和总结古代史学名著成就所需要。（39）
    为何说《国语》“提供了用‘纪事本末法’叙事的成功范式”呢？我们可对其中《齐语》、《郑语》、《吴语》、《越语》诸篇作一分析。这四篇，尽管记载贤士大夫的嘉言善语很突出，而从记事的角度考察，又都是集中记载一事，完整地写出事件的发生、经过、高潮、结局，都写得始末完备，层次清楚，章法分明，的确提供了如何用“纪事本末法”反映客观历史的成功范式。《齐语》一篇，写的是“齐桓公称霸”，记事完整，线索分明。按事情始末的发展，写了五个大的层次：（一）桓公、鲍叔设计迎管仲回齐，对他优礼有加。（二）管仲相桓公，实行富国强兵的办法。其中包括：三其国而五其鄙，四民无使杂处；制国为二十一乡；实行富民政策，相地而衰征，使赋敛合理；作内政以寄军令等。（三）齐桓公主持霸政、一匡天下的功绩，征伐强暴，捍御中原的安定局面。因而得到王室嘉奖，天子致胙于桓公，桓公下拜再受命。（四）齐桓公扶助弱小的功绩，立僖公以成鲁，狄攻邢、卫，桓公筑城，安置邢、卫之民，对各诸侯国重礼施利。（五）最后总结齐桓公霸业的成功及所重用管仲等大臣之力。《郑语》也是完整记事，它记述周卿士郑桓公友与周史伯的一席谈，可加个题目为“史伯与郑桓公论西周晚年政局”。内容为按照郑桓公所关心的问题，史伯作回答，分析政治局势，预测今后走向。篇末交代了其后三年，幽王为西戎所杀，周败亡，以及平王之末，秦、晋、齐、楚代兴的史实，正如韦昭所说：“其后卒如史伯之言。”（40）以此有力照应全篇，体现了纪事本末体“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41）的典型叙事手法。
    《吴语》和《越语》的内容都是写吴先败越，越在惨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立誓报复，最后攻灭吴国这段历史，但作者笔下所载却并不雷同，而是各具特色，各有深刻的感染力，那么其成功的奥妙何在？就在于恰当运用“纪事本末”的叙事手法，首先选取好记载的角度，然后原原本本写出事情产生、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把握其重点，运用匠心将其凸显出来。《吴语》堪称是吴越争锋、胜败兴灭的全景图，以吴为主，而涉及双方的政治决策、军事部署、社会状况等方面。记述的主旨，是总结夫差骄奢拒谏，而最终失去曾经的强大、国亡身死的过程和教训。《越语》则可称为勾践刻苦自励、在失败中奋起的特写画，集中地记述勾践与越国民众举国上下同心，誓死报仇，最后灭吴。作为《国语》全书压卷之篇章，《吴语》铺陈终始，场面广阔，《越语》文字紧凑，重点突出。两篇的共同特点则是，气势宏大，线索清楚，状写生动，曲折尽致，又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警醒的力量，因而千百年来成为人们传诵的名篇。
    要之，《齐语》、《郑语》、《吴语》、《越语》诸篇，比起《尚书》初步具有“纪事本末法”的创意和《左传》以编年见长、兼采“纪事本末法”作为补充而言，《国语》上述各篇的记载显示出更加成熟的技巧，确为后人提供了运用“纪事本末法”叙事的成功范式。这也是《国语》对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