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语上》记载的其他几则关于西周末年政治成败的史事，也都很有价值。周厉王听信贪聚财富、不顾民众利益的荣夷公，周大夫芮伯谏厉王不要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否则，诸侯将不归附于周，说：“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厉王却一意孤行，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其结果，“诸侯不享，王流于彘”⑩。又载，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日：“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据此，他批评宣王“不籍千亩”。古代帝王于每年春天举行籍田礼，既是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又与军事训练和对民众的有效管理相联系，故虢文公又说：“王事惟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由此证明，“籍田于千亩”，不只是一种仪式，且是国家有效治理和习武加强防御力量的象征。虢文公谏行籍田礼，其归结点也是求福用民：“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厉王废弃国事，籍田之礼已多时不实行，宣王继位，又不恢复籍田礼，果然招致失败：“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11）
    二是记载齐桓公为何能够成功称霸。
    齐桓公称霸是春秋前期的重大事件，《国语》和《左传》两书均有记载，而重点、详略颇有不同，这是证明两书作者所依据的材料不同和作者关注的重点各异的证据，相比较之下，《国语》的记载更加连贯，颇有本末完具的特点，且做到重点突出；而《左传》则较为简略，对于齐桓公如何实现功业的一些关键之处记载甚有欠缺。康有为曾认为，《左传》成书以后，作者“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12）而成《国语》。我们通过比较两书关于齐桓公霸业记载的异同，即可证明康氏之说不足凭信。
    齐桓公之立为齐国君和任用管仲为相，有过一段充满戏剧性的经历。桓公小白是齐僖公之子、襄公之弟。僖公卒，襄公继位，他喜怒无常，公子小白惧大难将作，由齐大夫鲍叔护从，出奔莒。公孙无知杀襄公而立，襄公另一位弟弟公子纠由管仲、召忽护从，出奔鲁。齐人杀公孙无知，将迎公子纠回国。此时，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两人为争取成功归国立为国君，展开一场“智斗”。对于这一关键事件，《左传》记载甚为简略。对比之下，《国语》的记载却详细具体，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国语》所载，事件曲折而又层次分明地展开，先写鲍叔如何大力举荐管仲的过人才能，再写桓公泯弃前仇的雅量，最后写齐国君臣巧妙用计，成功地从鲁国迎回管仲，桓公以格外隆重的礼节表示敬重。桓公与管仲原先是势不两立的仇家，后来桓公却委以相国重任，甚至称之为“仲父”，前后变化之大出人意料，通过《国语》的生动记载，读者才感到人物关系变化的自然、可信，并且从国君的器量和大臣的才干两个方面，体会到以后齐桓公能够实现赫赫霸业的深刻原因。
    《国语》更重点地记载管仲富国强兵的措施和齐桓公实现“禁暴于诸侯”、“御戎狄，卫诸夏”的霸业。管仲向桓公提出了一系列治国之策，包括：四民勿使杂处；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帅五乡，高子帅五乡。实行富民政策，“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实行相地而衰征，使赋敛合理，无夺民时。“作内政而寄军令”：实行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的制度；“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13）。
    大国霸政是春秋史上的大事，由于霸主主持，中原各国互相救援，维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由春秋初年小国林立逐步走向统一的重要环节。《国语·齐语》着力对齐桓公征伐强暴、扶助弱小、捍御中原安定局面的功绩作了总括性叙述：“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伐楚，济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贡丝于周而反，荆州诸侯莫不来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不来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以约誓于上下庶神，与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西服流沙、西吴（同虞）。南城周，反胙于绛，岳滨诸侯莫不来服，而大朝诸侯于阳谷。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无弓，服无矢。隐武事，行文道，帅诸侯而朝天子。”（14）并列举桓公扶助弱小的功绩：立僖公而成鲁；狄人攻邢、卫，桓公筑城以安顿之，又供给牛马牲畜，“天下诸侯称仁焉”。“诸侯之使，垂櫜而入，捆载而归。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15）全篇之末，又作画龙点睛之笔，指出齐桓公任用贤材对其霸业起到关键的作用：“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焉。”（16）以上《齐语》叙述和评论齐桓公任用管仲实行富国强兵的各种措施，建树霸主功业，实为司马迁以下史家论述这段历史提供了最主要的依据。
    《国语·齐语》与《管子·小匡》篇内容相同，文字也多相合。有的研究者认为当属《国语》抄了《小匡》篇。但仔细对勘两文，实际情形当属相反。如其中一段，《小匡》篇作：“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书，以誓要于上下，荐神，然后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诸侯于阳谷。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17）这段话中，“而秦戎始从”以下六句，及“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两句，当是在《国语》文字的基础上，采用了《史记》等书而添加的。又，《小匡》篇“小国诸侯附比”句之下，有“是故大国之君事如臣仆，小国诸侯欢如父母。夫然，故大国之君不尊，小国诸侯不卑。是故大国之君不骄，小国诸侯不慑。于是列广地以益狭地，损有财以与无财。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18）一段话，文字甚不古朴，应属于在《国语》成书之后今本《小匡》篇纂辑者增饰的内容。故《国语·齐语》应为更加原始的文字。（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