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又着重记述晋文公何以能取代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同样是总结“邦国成败”历史经验的典型事件。在《晋语三》和《晋语四》中，作者精心梳理了自晋献公之时“骊姬之难”以来晋国的历史，从国内民众的归心，重耳本人政治才干的增长，围绕其周围的大批贤臣的忠心护翼，秦国作为邻近大国的倾心相助，令人信服地说明晋文公作为春秋霸主出现的历史条件，将一位大有作为的人物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观和客观、国内和国外的条件叙述得具体而深刻，实在是难能可贵！接着作者又进一步概述重耳修明政治、发展生产、赈济贫困、举用贤能、减轻民众负担、礼敬尊贵、奖励有功的措施：“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20）至此，晋国终于结束献公以来朝政混乱、在列国交往中无足轻重的局面，而一举成为国力强盛、威重华夏的霸主。“文公即位二年……遂伐曹、卫，出穀戍，释宋围，败楚师于城濮，于是乎遂伯。”（21）再如，在全书之末《吴语》和《越语》中，作者对吴越争霸及其盛衰变化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先是吴王夫差大败越师，双方力量本来对比悬殊，夫差却因此虚骄自大，许越求和，并且北上中原与齐、晋争锋，越王勾践由此获得重新积聚力量的机会，于是乘吴大军北上、国内空虚的时机，举兵攻灭吴国。
    以上所论突出地表明：记载“邦国成败”、总结历史教训，正是《国语》编纂思想和编纂内容的一大特点，而且作者所关注者，不论西周晚年周厉王之被流放，周幽王之被杀死，齐桓、晋文之称霸，楚国之盛衰，直至春秋末年吴越两国的盛衰变化、孰兴孰灭，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直接影响到中国全局性或区域性的历史走向。《尚书》创立的“以史为鉴”的传统，至此大大向前推进了，其意义实在不可低估。值得注意的还有，《国语》书中虽有不少宣扬天命鬼神、占卜吉凶的内容，这在战国时期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足为怪的。但可贵的是，每当记述或评论社会状况、国家成败的重要事项时，却能摆脱鬼神迷信观念的束缚，重视从人的活动来审视和总结。作者确实做到从民心归附，国内生产发展，国力强弱，民众负担程度，社会是否安定有序等项来评价。书中记述战场上的胜败，也不只是从军事指挥正确与否的角度来评论，而更重视的是国内是否修明政治，士卒是否愿意作战，士气是否高涨，战场上君臣上下是否同心同德等项因素。正因为作者成功地将这些观察和道理融合在史事的叙述和人物言论的记载之中，因而具有深刻的历史鉴戒意义。作为一部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史著，《国语》具有这样突出的思想价值和编纂成就，难道不是极可珍贵吗？
    《国语》又一重大价值是，大大推进了《尚书》开启的“记言”传统，它充分展示出“语”所具有的珍贵历史智慧和丰富内涵，充分展现了春秋时期贤士大夫的“嘉言善语”，因而成为记载我国古代民族智慧的一株奇葩。其所记载的“嘉言善语”，可以概括为以下四项：有关预见成败，分析情势的言论；有关典制礼法的言论；有关道德伦理的言论；春秋时期士大夫口述的古史资料和远古传说。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具有重要价值，或成为认识古史的珍贵史料，或为后人提供治国施政和加强道德修养的宝贵箴言。笔者对此已另有专文讨论，故不赘述。（22）
    《国语》产生于战国前期实有深刻的时代原因。春秋时期，华夏族正酝酿着全国范围的统一，列国经济发展，交往频繁。华夏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大大增强，文化修养、历史智慧、哲学思维也都迅速提高。这在春秋列国的大夫阶层和正在形成的“士”阶层身上体现最为突出。随着旧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逐步解体，政治权力的逐渐下移，各国文化交流机会的增加，贤士大夫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他们的才华与智慧也经常有机会展示。《国语》作者便适时地创造出这种称为“语”的历史编纂形式，将这些珍贵的内容记载下来，传之后世。
    三 《国语》历史叙事的成就
    《国语》在历史叙事上有很高的技巧，与其着重叙述“邦国成败，嘉言善语”的内容相配合。历史叙事的突出成就，是《国语》成为先秦史学名著的又一重要价值所在。具体而言有四项：“记言”与“记事”紧密结合；恰当运用对比手法；多方位、多层面展现历史进程的复杂性、生动性；显示“纪事本末”是历史叙事的重要方法，提供了成功范式。
    （一）“记言”与“记事”紧密结合
    《国语》以着重记言为其特色，但作为一部史书，它又为“史为记事之书”这一根本性质所制约。作者在历史编纂上的高度技巧，首先就在于做到极恰当地将“记言”与“记事”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因而成为一部名著。这一叙事特点在以上论及的内容中都有所体现，这里再举出若干手法高明的例证。
    陈国地处中原，当北方的晋、南方的楚强盛时，陈国当政者灵公却是一个不问国政、昏乱淫僻的君主，致使境内生产凋敝，民不堪命。《国语·周语中》载：周卿士单襄公奉使聘楚，由宋国路过陈国，所见皆是混乱衰败的景象，成熟的庄稼抛洒在野外，谷场上扬晒收藏的工作没有做完，民众却被征发去修夏家之台。王朝使者至境，陈灵公却不按礼节相见，竟与孔宁、仪行父一同往夏姬家淫乱。作者描述单襄公亲眼所见陈国政务废弛、秩序混乱的情景：
    火朝觌矣，（注：心星晨见，为夏正十月。）道茀不可行，（注：草秽塞路为茀。）候不在疆，（注：候，候人。掌送迎宾客者。疆，境也。）司空不视涂，（注：司空，掌道路者。）泽不陂，（注：陂，障也。）川不梁，（注：梁，渠梁也。）野有庾积，（注：此庾露积谷也。）场功未毕，道无列树，（注：古者列树以表道，且为城守之用。）垦田若蓻，（按，草多生貌为蓻。）膳宰不致饩，司里不授馆，国无寄寓，县无施舍，（注：宾客负任之处也。）民将筑台于夏氏。（23）
    单襄公归来，即向周定王报告陈国的衰败凋敝状况，他说：“今陈国，火朝觌矣，而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进而贬斥陈灵公君臣之所作所为，是“弃先王之法制”，“蔑先王之官”，“犯先王之令”（24）。并预言陈灵公必遭大祸。果然不出二年，陈灵公被杀。次年，楚国入陈。这一则记载，把“记事”与“记言”紧密结合起来，史实的叙述令人触目惊心，阐发的道理中肯深刻，表达了《国语》作者对昏乱君主的严厉谴责，对民众苦难的深切同情，文字不长，却构成出色的篇章。
    又如，《晋语四》写晋公子重耳出亡至齐，因贪恋安逸生活，不愿离开齐国。齐姜与重耳的随从子犯等人商量，先把重耳灌醉，然后用车载走。“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25）通过两人的对话，写出当日重耳胸无大志，害怕过艰难生活，更写出他周围的谋臣、随从的一片忠心，为漫长的流亡生活增添情趣，加强叙述的生动性，而重耳也正是在这样的磨炼中逐步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