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奇闻”、“奇观”所构成的世界图像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的眼界，叶向高在《职方外纪序》中就指出：在利玛窦等的《舆地全图》中可以看到“凡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中国仅如掌大……今泰西艾君乃复有《职方外纪》，皆吾中国旷古之所未闻，心思意想之所不到，夸父不能逐，章亥不能步者，可谓坱圠之极观，人间世之至吊诡矣。而其言皆凿凿有据，非汪洋谬悠如道家之诸天，释氏之恒河、须弥，穷万劫无人至也。”(42)杨廷筠《职方外纪序》写道：“西方之人，独出千古，开创一家，谓天地俱有穷也而实无穷，以其形皆大圜，故无起止，无中边。最轻清者为天，天体多重，迥出地外；最重浊者为地心，恰恰正在天中，以其为重浊，本所有形有质者，皆附就之。此外上下四傍，皆系轻清，重地不能就轻，自不能倒落一处。……遍地周遭皆人所居，不得以地下之人与我脚底相对，疑其有倾倒也”。(43)《职方外纪》所传达的域外“奇闻”还使中国文人反省传统的历史经验，瞿式谷在《职方外纪小言》指出：“邹子九洲之说，说者以为闳大不经。彼其言未足尽非也。天地之际，赤县神州之外，奚啻有九？则见犹未堕方隅。独笑儒者未出门庭，而一谈绝国，动辄言夷夏夷夏。若谓中土而外，尽为侏离左衽之域，而王化之所弗宾。呜呼，是何言也！”他认为据艾儒略书中引进的西方地理学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曷征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固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踳矣。且夷夏亦何常之有？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元本本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汨汨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其可以地律人以华夷律地而轻为訾诋哉！”认为该书的刊刻“大有功于世道也”，这些海外“奇闻”知识足以“破蜗国之褊衷”。(44)
    2.《职方外纪》推动了晚明猎奇求异的阅读趣味。
    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的和谐统一体中存在着由不同位置的客观关系构成的网络空间--“场”，这是一种非人为而更具复杂性的流动空间，是由结构、性情和行为共同构成的交互作用，其界限是动态的。这种交互作用生成出一种对于社会行为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定向性(orientation)，这种定向性又反过来会作用于社会场域。(45)每一个时代的社会场域都有一种主导的文化定向性，晚明主导整个社会场域的文化定向性是觅奇探异，这一文化定向性贯穿在士商旅游和新潮服饰，以及出版印刷等多种新的文化形式之中。晚明的重要特点是士人对于“奇”的追求。如被称为“大奇人”的李贽当年在《焚书》卷二《复耿侗老书》中就指出：“世人厌平常而喜新奇”。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原序》中也指出：“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陈继儒在《奇女子传序》中对长卿选奇女子传十分赞赏，用了一大堆的“奇”字：“其间有奇节者、奇识者、奇慧者、奇谋者、奇胆者、奇力者、奇文学者、奇情者、奇侠者、奇僻者，种种诸类，小可以抚掌解颐，大可以夺心骇目。”(46)然而，本土的文化习俗和古代的事物由于与晚明士人之间隔着久远的年代，已经不再是晚明日常生活经验构成的一部分，很难唤起一种强烈的新奇感，因此，这种对“奇”的追求在晚明更多的是面向异域，异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习俗、器物产品的描述，都能够强烈地激发起晚明士人的好奇心。(47)追求奇风异俗、奇人异事、珍奇异物、海岛怪兽成了一个时代的风尚。万历皇帝首先就是一个海外珍奇异物的爱好者，在他的影响下，王公大臣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西洋耶稣会士为了迎合中国皇帝和达官权贵们的爱奇好异的需求，每到一处，均以西洋奇物馈赠，当时耶稣会士携来的天文仪器、望远镜、日晷、钟表都让晚明士人感到羡艳不已。这些西方的舶来品在晚明士人中引发了巨大的好奇心。可以说，在晚明的知识和思想世界中，尚“奇”猎“奇”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趣味，是明末清初一批士人精神上追求自由和愉悦的一种表述。晋江蔡国铤在与艾儒略的诗词对话中也用了“奇”字：“地轴圆球自利君，年来西学又奇闻。周天日表图中见，二极星枢眼底分。”(48)可见该书给时人留下的“俶诡瑰奇”的印象是相当深刻的。这些奇异之处的记述，引发了中国士人对该书所述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人奇事”、“奇器”产生了浓厚兴趣。王征就是因为受《职方外纪》中西方奇器描述的启发，促使他与邓玉函一起编译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49)
    对于该书中“俶诡瑰奇”的描述所形成的反馈是双向的，“海外猎奇”有一种建立“世界意识”的正面作用，但反对批评者也从“海外猎奇”入手。明末福建有学者就批评该书追求“奇事异闻”，不可作为“传信之史”。如侯官人曾异在《复潘昭度师书》中称：“至如艾之《职方外纪》，每国略志数行，酒肉账簿中之稍有条目”者耳，“以备顾问则可，何得便与作史之事？且作史传信，与著书谈天者不同，据彼说，谓天有九重，日大于地，大地形如圆球，四面皆在天中，凡上下四旁皆山河人物所附。严使彼参考天官，当必坚持其说则是。四域天文志非中国志也，虽似有据而可喜，然此俟后之修明史者附之西域传则可，确然为传信之史则不可……宋历至元，而郭守敬一大变，更其参差积渐，元历所以当改之故，亦当于宋史中备言之，方于前后诸史脉络贯通，尤非艾［儒略］所能辨也”。(50)很多反对者在批评过程中都是针对该书中的“奇异”和“奇诡”之处，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纪昀等校订的《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八《四裔考》六“意达里亚”批评《职方外纪》“以千余里之地，名之为一洲，而以中国数万里之地为一洲，以矛刺盾，妄谬不攻自破矣。又其所自述彼国风土物情政教，反有非中华所及者，虽荒远狉獉，水土奇异，人性质朴，似或有之；而即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诳。”在《四裔考》的“博尔都噶尔亚（即葡萄牙）”中又称：“自利玛窦始为全图，流传中国，厥后庞迪我翻刻西洋地图，衍为图说，艾儒略辑为《职方外纪》，其言未免夸张，正《庄子》所云存而不论者。”(51)《四库全书总目》称《职方外纪》“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故曰《职方外纪》。……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52)该书在评论《天学初函》中这样写道：“其《理编》之《职方外纪》，实非言理，盖以无类可归而缀之于末。……今择其《器编》十种可资测算者，别著于录。其《理编》则唯录《职方外纪》，以广异闻。其余概从摒斥，以示放绝。并存之藻总编之目，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53)可见编者将这部列在《天学初函》耶稣会士所著“理编”之书，收录《四库全书》，并列入钦定的“正目”已属破例之举，实际上也是仅仅承认该书中所述“奇闻”，在中国知识系统中有“广异闻”的作用，有利于开拓传统中国士人的知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