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论扬州学术曰：
    吾郡自汉以来，鲜以治经显者。国朝康熙、雍正间，泰州陈厚曜泗源，天文历算，夺席宣城。宝应王懋宏予中，以经学醇儒为天下重。于是词章浮缛之风，渐化于实。乾隆六十年间，古学日起，高邮王黄门念孙，贾文学稻孙、李进士惇、实倡导其始。宝应刘教谕台拱，江都汪明经中，兴化任御史大椿，顾进士九苞，起而应之。相继而起者，未有已也。（注：焦循：《雕菰集》卷21《李孝臣先生传》，道光《焦氏丛书》本。）
    焦氏以康、雍间陈厚曜、王橘宏为扬州朴学先驱，王念孙、贾田祖、李惇为始倡导者，刘台拱、汪中、任大椿、顾九苞为相应，而后继者亦繁有徒，大致勾勒了乾隆时期扬学之规模。阮元亦谓扬州多治经之儒，且于诸家或闻见其人，或受教诲：
    元居在江淮间，乡里先进，多治经之儒。若兴化顾进士文子（九苞）、李进士成裕（惇）、刘广文端临（台拱）、任侍御子田（大椿）、王黄门石臞（念孙）、汪明经容甫（中），皆耳目所及，或奉手有所受。（注：阮元：《研经室集》卷11《子田侍御弁服释例序》，道光文选楼本。）
    焦、阮二氏所论列扬学方兴时学术阵容大体可见。阮氏且详论此期学人学术造诣曰：
    盖今时天下学术以江南为最，江南凡分三处：一安徽；二扬、镇；三苏、常。徽州有金榜、程瑶田二三子，不致坠东原先生之绪。苏常一带则惟钱辛楣先生极精，其馀若王鸣盛、江艮庭皆拘墟不通。江郑堂后起，亦染株守之习。而将来若一变，则迥出诸君之上。其馀若孙星衍、洪亮吉、钱坫、塘，气魄皆可，不能大成。镇江、扬州号为极盛。若江都汪容甫之博闻强记，高邮王怀祖之公正通达，宝应刘端临之洁净精核，兴化任子田之细密详赡，金坛段若膺之精锐明畅，皆非外间所可及也。大约王为首，段次之，刘次之，汪次之，任次之。此后，则吾辈尚可追步尘躅也。（注：阮元：《答友人书》，《国粹学报》第29期“撰录门”。）
    阮氏此札出之仪征刘氏箧藏，刘师培刊之于《国粹学报》。此札大约作于乾隆末年，其中划分当代学术为徽、扬（镇）、吴三足鼎立的格局，又评骘三派之学，以为徽学式微，仅能自守，吴学除钱大昕外未免拘墟、株守之弊，而扬学则侵侵迥出吴、徽两派之上。阮氏于徽学未作深论，于吴学有所贬抑，而盛论扬、镇之学，且品藻扬儒诸家学术特色及位置高下，所论极精，透露出彼时扬学已是学坛劲锐，正是不争事实。
    乾嘉扬州学派是由扬郡学人相互砥砺、相互切磋而形成的学人群体。其成员皆以惠、戴所开之朴学为宗，提倡古学，贯通经术，此其尚同一面；汪中复强调“才力所诣、各成其学”、“所造不同”，阮元谓扬学诸人特色或“博闻强记”，或“公正通达”，或“洁净精核”，或“细密详赡”，各具千秋，此其相异一面。诸人学术造诣有别，说明扬州学派不像吴、皖二派一样有公认的学术领袖，此其独特之处。另外，扬学受吴、皖两派之学影响极大，其学派成员之学或近于吴、或近于皖，或者会通吴皖两派之长。如果坚执以师承关系与学派特色作为学派成立的标准，势必导致纠葛不明，乃至取消扬学独立成派的资格。如支伟成撰《朴学大师列传》，其体例是兼以地域与学派特色划分学派，将扬学成员散列于吴、皖之下，则是因强调学派的师承与学派特色，遂不将扬学视作独立的学派。
    二发展时期的扬州学派
    乾隆五十九年冬，汪中逝于杭州。此时扬州学派先进唯王念孙与刘台拱为硕果仅存，而王居京师，刘居镇江。而阮元、焦循等扬学后起之秀在学界又声名藉甚。与焦循、阮元同时而起的扬州学者王引之、顾凤毛、江藩、黄承吉、钟环、李钟泗、凌曙、徐复、汪喜孙、梅植之等人，亦渐次登上学术舞台。这些学者年次较晚，多数学术活动在嘉庆时期，他们相与为友，相互问学，关系非常密切，当时扬州学术界已有“江、黄、焦、李”之目，或曰“钟、黄、焦、李”。黄承吉所作《孟子正义序》曰：
    予与里堂弱龄缔交，中岁论艺。俦辈中昕夕过从尤契洽者，则有江君子屏、李君滨石，当时以予四人嗜古同学，辄有“江焦黄李”之目。或遗子屏而列钟君蔽屋，则称为“钟焦黄李”也。（注：黄承吉：《梦陔堂文集》卷5《孟子正义序》，民国二十八年燕京大学图书馆铅印本。）
    江藩（号郑堂）又与焦循（号理堂）并称“二堂”，这说明当时扬州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圈。此期学人主要以学友形式为联系，互相砥砺学行，商榷疑义，形成扬州学术彬彬之盛的局面。
    这一时期扬州学派的学术特点在于创通大义，扬学亦籍此区别于吴学、皖学，而独立成为一派。此期学者中，以阮元与焦循为学术领袖。阮元从事朴学研究在乾隆时期，其间撰《车制图解》，为纯粹的考据礼制名物之作，以专精为特征，近于徽学。乾嘉汉学与宋学曾就义理与考据孰为高下相争不下，阮元则主张义理与考据并重，不可偏废：
    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注：阮元：《研经室集》卷2《国史儒林传序》。）
    复主张由文字训诂以进求义理，所论极为通达。嘉庆间，阮元撰《曾子注释》，《诗书古训》、《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诸作，率由古训推求孔孟义旨，是其以考据求义理的学术思想的体现。阮元更有扶翼提倡朴学之功。服官期间，在杭州设诂经精舍、广州设学海堂，提倡朴学，造就多士。并组织学者校勘刊刻典籍，主编有《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校勘记》、汇辑《清经解》等，对于清代学术影响极为深广。故仪征刘寿曾称阮元倡导学术之功曰：
    学术之兴也，有倡导之者，必有左右翼赞之者，乃能师师相传，赓续于无穷，而不为异说誓言所夺。文达（阮元）早膺通显，年又老寿，为魁硕所归仰。其学盖衣被天下矣。（注：刘寿曾：《传雅堂文集》卷1《沤宦夜集记》，民国三十七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