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当然也是钱先生毕生献身的学问，而其成就之卓著，以致在当代史学界足以成为与马列派、西化派鼎足而三的“传统派”史学的祭酒。传统史学决不是守旧史学，而是中国文化性格的史学，是孔子司马迁独立于官权系统之外的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故能不断融新开新的会通史学、通儒之学。钱先生的史即此一脉相承的史学。他推崇史公治史的崇高目标，特别推崇孔子始以平民私著新史而成《春秋》，曾专著《孔子与春秋》长论（收入《两汉经学今古文本议》），阐释《春秋》真精神及其历史文化意义，后还特地埋藏入新亚书院农圃道新校舍地基下的铁函中，以与新亚理想共存长在。他的最主要代表作《国史大纲》，更是以孔子著《春秋》的精神，借事明义，即事即理，以精简而寓褒贬的笔法驰写四千年“世运兴衰”与“人物贤奸”，由是建奠了独树一帜的新儒学史学，实是《春秋》传统的新发扬。④
    就是在史学以外的著作，同样继承着孔子“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的即事明理的《春秋》传统，以历史文化立言，就中国历史文化的阐释中显发自己的学术思想。传统学术文化是钱先生迴向中建“新通史”“新学术”的源头活水。传统学术文化与一家之言，在钱先生的学问中，是一体互动，水乳交融，会通合一的。这也是钱学的总体性特征。
    而以历史文化立言的运思持论，用钱先生对孔子学问的总判识来说，叫做“历史传统文化学”（见本编《历史地理与文化》）。钱先生在台北私立中国文化大学博士班讲《中国史学名著》时，曾表示既反对追随美国学界讲社会学不再讲史学，也不赞成学者把眼光心胸专限在史学上，认为史学并不能独立成为史学。他主张心学与史学两途会通。此亦即内圣心性之学与外王治平之学会通。他称之为“通学”⑤。此所谓通学，亦即太史公会通天人古今成一家之言，亦即他所指称的孔子的历史传统文化学。
    综言之，钱先生之学，乃兼通四部而以心学与史学为重点为主展开的通学、通儒之学、历史传统文化学。而之所以对外界称他为史学家，他是不中意的⑥，原因盖亦在此。在当代中国，要找《儒林传》人物，是很难的。钱先生是通儒，则是能入《史》《汉》《儒林传》和《宋史·道学传》的人物。若按太史公例，亦可谓是当代新儒家中的《春秋》家。
    二、书生自修苦学名家八十年
    钱穆先生，字宾四。吴越武肃王钱鏐第三十四世孙。清光绪乙未初九（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无锡县南门延祥乡鸿声里啸傲泾七房桥村，1990年8月30日逝于台北杭州南路寓所。原名思，民元（1912）春，由长兄（名挚，字声一，物理学家钱伟长之父）改今名。以今名行。发表诗文尝偶署穆、钱宾四、梁隐、公沙、与忘、孤云、藏云。别署未学斋主。斋名：未学斋、思亲强学室、补读旧书楼、素书楼。自民元春中学肄业奉兄命执教乡校起，历任小学、中学教师及燕京、北大、清华、北平师大、西南联大、齐鲁、华西、四川、云南、江南、河南、吉隆坡马来亚、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曾主编《齐鲁学报》，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昆明五华学院文史研究所，创办香港新亚书院，任中国文化大学博士班主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香港大学校外考试委员、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兼第八至九届院士会议评议员、台北中国史学会理监事、中国哲学会会员等。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美国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教读与学术生涯首尾八十年。
    这是钱先生自修苦学，孤寒拔起而卓然名家的八十年。他出生于清贫的诗礼之家，又少孤失学，18岁即为童蒙师。但自幼聪慧好学，稍长即刻苦自励，手不释卷⑦，常深夜倚枕，继烛私诵。少儿求学时代即广泛阅读自先秦至明清的中国古籍，尤爱读韩柳欧王姚曾各家古文与人生教训书。先生一生深厚的学术根底和强烈的民族观念，均基于此，萌于此。执教后，“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宋明理学概述·序》）他一生外绝声华，无偏无党，不看风使舵，不曲学阿世，不趋时迎尚，“富贵白头皆作身外看”，始终保持着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本色。因此，他的治学，具有独立性、严肃性，从而具有真正的客观性、创造性，此不关他的观点人之能否接受。
    这八十年书生生活，当以《国史大纲》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期。此据钱先生自言：“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⑧。前大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执教中小学时期，著《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表现了崇儒主旨。至1930年36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展示了独造的学术胆略，震惊北方学界，北上执教，乃转入后期。至1940年离开西南联大的该后期十年间，完成《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三部巨著，学术体系的基础、规模和骨架、基本学术思想及精神方向，至此大体奠定。期间还以他自己的方式参与顾颉刚《古史辨》与《禹贡》古史地理考辨工作。
    后大时期，又可分为三期。1940年至1949年为后第一期，学术体系的内容进一步充实，规模有新开展，又感于国难，评衡时事。于文化、理学、哲学、庄学及佛学皆有成。1949年与当代另一新儒家大师唐君毅先生联袂南下，“奔亡”⑨到香港，开始了此下学术大发展，直至去世。其中，居港为后第二期，与唐先生等一批富于理想、献身、担当精神的教授，筚路蓝缕，以知识教育人格教育文化教育三者兼顾会通和合为体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创办新亚书院。并与另二位新儒家大师徐复观先生办《民主评论》、牟宗三先生在台主持人文友会，及王道所办香港《人生》杂志，联成一体，参与推动港台新儒学运动。其时所著《中国历史精神》和《历代政治得失》，被列为香港投考大学中文系的必读参考书。1965年1月，自写春联：“晚学得新知汇百川而归海，忘年为述古综六艺以尊朱”，表述了晚年决以“尊朱”为一生学术归向的心志。
    1967年迁台后，为后三期；虽登耄耋目疾日剧，但老而弥坚，精进不已，迭出佳篇，未尝一日息，亦未尝忘民族文化国家的前途。始撰于香港的《朱子新学案》出版。1977年，新亚书院为感念他创建新亚书院及学术上的卓越贡献，特设“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1989年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校庆期间，谓：“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儒家”⑩；1990年9月26日发表遗著《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谓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作为最后的心声。钱先生一生以儒为宗旨为归宿，对中国文化抱坚强信念，于此朗然显现，为他八十年学术生涯，为这个当代通儒的生命，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生命与学问统一的三项原则及其两大面向：反“反传统”与阐扬传统
    强烈的民族观念和充沛的历史文化意识，是这位当代儒者学问和生命的一以贯之的精神。他幼承庭训，由家学即知民族观念而尤重忠义，对清末所流行的“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亡国论起了一番反抗之心（11）。一生反复不断的，是不要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中国历史精神》中，更明确提出民族不是一自然存在，无历史无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甚至说：“在我心中，实在是更爱我们四五千年来的旧中国与旧中国人，更胜过我所爱于此七十年来的新中国与新中国人。”（12）晚年尝自我概括一生著述，“主要不外乎三项原则。一是文化传统，二是国民性，三是历史实证。”（13）这是他一以贯之的精神表现，也是他的生命操守。合言之是他学问与生命相统一、情理合一的原则。由此一以贯之的精神与原则，钱先生在他八十年的学术实践中，步步推进，展现了他以儒学为中心的民族文化立场，其学为一“开新”的传统主义和历史主义，一“开新”的历史传统文化学。
    智慧源出忧患。之所以钱先生的学问和生命坚持此三原则，乃因为他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共终始。他常言自己一生即处外患纷乘、国难沉重的困境中。他之稍能读书，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凡演讲著述，无不自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皆是从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14）而终其所处时代之主潮流，在他的观照中，又是国人对自己历史文化自信心全盘崩溃，知识分子一以西国为准绳，人心陷溺，风俗流失。他为之震惊愤慨，遂感奋而起，坚持民族文化立场，坚持“开新”的传统主义和历史主义。
    综观钱先生学术实践，有两大面向。一是反“反传统”与反西化，二是全面阐扬中华传统文化，二者亦是对世风时态抗争之一体两面。要在均欲以唤醒国人的民族文化意识。
    自1931年发表《国学概论》，中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之论“现代思想”、1980年发表《维新与守旧——民国七十年来学术思想之简述》专论，还有散见各著各篇的大量文字，他直撄反传统与西化时锋，批评可谓不遗余力、严厉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