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全面阐扬，钱先生直接形成一开放、自信、超越、内省的、情理合一的、儒学中心论的中国文化观。其要旨，均为清除上流社会与士风中对中国文化的无知无识，阐发中国历史文化的大体与独特精神及其永恒价值、永久生命，以唤醒国人的民族文化意识与自信心。其所要重新建立的，是中国“以往最高领导全体人生的（儒家）思想大传统”（21），植根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的中国性格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人的一个大本根。
    钱先生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与发扬，深醇平实又波澜壮阔，晓畅通达而文思俱佳，令人有具体感、整体感、系统感、亲切感、文学感和可读性。中国文化，在他这里，光辉熠熠，活转了。前美国大学东方研究委员会主席与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狄百瑞自称受过钱先生学问的影响，他曾以很大的敬意评说：“钱穆最大的贡献就是维护中国传统的观点以对付外来的影响”（22）。这在钱先生，是当之无愧的。这个始终如一的贡献，已使他具有在当代中国的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象征意义。
    四、历史主义的新儒学
    但是，如果认为，钱先生的学问只是重复传统而无甚新义，那就即非曲解也是误解。任何一称得上大家者，都有其自己的思想。司马迁撰《史记》，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钱先生并视为史家著史一种崇高的目标。（23）更要者，他认为真理产生于人生实践中，他面对时代问题，遇事发愤，指切当世而为学。因此，他之有从传统中求新、维新、开新之意趣言辞，《国史大纲》之宣言欲建一新通史，也是必然的。且虽学无依傍，对传统的阐释却均自出手眼，自亦新义涌出。又，钱先生尝自谓数十年孤陋穷饿，而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且未尝敢忘先儒榘，而私奉以为潜修准绳。（24）但这当从基本义理和精神方向文化方向上去理解。他一生尊孔宗儒，仍期望中国近代儒学有一和会而融通的新开展，“提倡一派新的儒学，来为中国、人生理想找一出路”（25）。
    事实上，在阐扬中国文化与比较中西中，他显发天人合一观、儒家心性学和中国史学精神，以宇宙人生和历史文化为整体大生命，以史学为生命的学问，认为我心即天心，史心即天心，提出即心即道、即心即天的心体中心主义的唯道论的哲学观，以及（中国）史学即儒学、史学即心学的儒学史学观，合成心体中心主义的唯道论——历史文化大生命的哲学思想体系，从而建立了他的新儒学和新史学，也可以说是新心学和新史学。
    钱先生的新心学和新史学思想，千门万户，散殊多方，又常交融互通，浑然一体，但仍可分解言之。
    生命和整体，为钱先生思想体系中的两个首出观念、基本观念、贯串性观念。由是他认为宇宙只是一整体，这个整体是天人合一的层圈大圆体，一整体全生命大生命，是一气一动一化，即一道。此道，即物即灵即天即人即现象即本体，形上之道即寄存于形下之器，“形上形下，和合为一”（26）。天地万物有生无生皆属此道，而直贯形上形下天地万物生命心灵诸层圈融通一切的则是性，其最后核仁则为人之心，唯人心可以反映与承续天心，弥纶宇宙，融彻万物。而仁是心之本体亦宇宙造化之本体。道有人文性也有内在的目的性理想性。盖道之动是一理性的活动，有一恒常的中势。此道之中即性即理即善，“善只是这个动势中有一种恒常的倾向”（27）。认为道即理，理即道，一阴一阳之谓道，亦可谓一阴一阳之谓理，这世界是道理合一的世界，道即人之生命总体所在，天理乃人生之总体。从而综合会通了先秦重道宋儒重理的观念，建立了以道为有机生命总体的“即心即道，即心即天”（28）的整体大生命论的本体论、宇宙论与心性论并涵一境界论。这“即心即道，即心即天”观，实就是要合天人内外为一大本体。对这个哲学体系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中国人之宇宙信仰及其人生修养》、《湖上闲思录》《道与命》篇、《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道理》篇，《人生十论》有关各篇完成于晚年结撰的思想之作《晚学盲言》宇宙天地自然之部《整体与部分》《道与器》等诸篇。
    此“即心即道，即心即天”的唯道论，亦内涵一“理气合始是体”（29）的理气论，此直接承朱子理气论。认为“理气合一，乃是心物交融，浑和为体”，“物则依心为主，心则与物为体”（30），“此五十万年以来的世界，已是一个心物交融，生命与物质交融的世界。”（31）并认为道德心性天人实同一体，“盈天地皆一德性之相通。一己之德性，即为天地之中心，万世之常轨”（32），转述出德性一元论和德性中心论。
    心性哲学也是钱先生认识论、方法论、人生论、文化学与历史学的中心与基础。他从哲学意义上提出主体会通论心本论的知识论、方法论和学问论，认为可知与不可知同在，而致知则只在一心，心知是绝对的、自由的，知识在心便是一合内外。强调识心为中国人第一大通识，探讨宇宙人生真理尤以探讨人心为主要。认为直觉在先，理智的根源是直觉，理智较浅较显，直觉较理智深隐，人生最真切可靠的是当下心觉；主张就经验而思辨。认为因思以求通，会通乃用思之功，知识以会通为体，一切知识贵能会通和合始成学问。而“求通皆须本乎心”（33），“心重在能会通”（34）。因心有会通功能，故能会通心、物、天、史，能大会通。又提出真理会通论，认为人文真理与自然真理相会通合一始得真理之大全，中国人始奉之为真理。而“一天人合内外，唯以此心为主”（35）。
    此心本论，实亦一德本论。他认为自然科学以格物穷理为两大纲，人文科学以明道救世为两大纲，而德性之学乃人文与自然两大学问分野之上的一种综合学问。学问的会通处，即在人之德性上。“德性为本为始，知识为末为终”（36）。认为德性首要，德性是高于优于理智的本体，而“人心并不以理智为体”（37）。一切学问知识皆渊源于德性，“知识从德性来，还以完成其德性。”（38）故知识、学问的主要目的在明道行道，致知首贵知明德。
    此心本论与主体会通论的知识论、方法论和学问论，以及钱先生所特别重视的学问知识与德性关系的论述，在他的著作中占有很大的分量，《湖上闲思录》、《人生十论》、《学》、《中国学术通义》、《晚学盲言》，以及《新亚遗铎》、《中国思想史》都有专篇专论。
    心一元论的形上学认为“一切宇宙人生都在此心上安顿”（39）。因此，钱先生很自然地提出一“心走向心”（40）、“心体始是一真人真我”（41）为中心观念的人生哲学。他认为心我、精神我、道德我，始是主我、真我，始可得真自由。人当在万我中，在历史文化中认识与完成自我，在人人德性之大同处完成德性与品格，做成一圣我。此始为人生一大理想与一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