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是钱先生首先从思想文化上，从观念与心理上，从史学上，并集中、全面与长期坚持整理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论战、科玄论战以及戴季陶论三民主义、疑古史学等最近期学术思想，清理现代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西化思潮，并分析了其所以盛行的种种因缘。他批评“不惜尽废故常”和“一以西国为准绳”的价值选择，是一种文化“变态心理与反常情感”，是“舍吾中华民族自身之意识”，是“人的意义和做人的根本之忘却”，亦即孟子所谓“失其本心”之切例。钱先生论学处事一丝不苟，尝言：“学术是不能乡愿的。”（15）因此，即使对自己至老情谊长怀（16）的老友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史学，亦不假辞色，批评以“极端之怀疑论”，完全承袭了胡适“不承认一国家一民族有其固定文化之传统”。《国史大纲》卷首语所指摘的“偏激的虚无主义”、“浅薄狂妄的进化观”、“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都是对反传统主义与西化士风的定性批评。“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的批评，更是对其幽暗意识与潜在心态的深刻揭示。其卷末更独具只眼将此思潮追溯到康有为过激的全变速变论，加以一体分析，指出其病在与自己的历史文化生命无关，可谓一语中的。
    抗争世风时态，反“反传统”和反西化的正面，即是以通儒精神，孜孜不倦地全面阐扬中华传统文化。这是他付出毕生心血的最大的学术与文化贡献。钱先生生前常自谓一生爱国家、爱民族，始终对中国文化有信心，而书生报国当以阐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为此，他提倡“将整个生命投进”（17）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儒家思想的学术运动。其实“将整个生命投进去”，乃夫子自道。
    对中国文化的全面阐扬，形成了他的中国文化观。大体而言，是融道入儒，荟粹百家，比较中西，提出“中国文化为本”的本位主义和“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的儒学主干论。提出西方重分别、西方文化是诸流竞汇，中国重会通和合，中国文化是一本相生、一脉分张，这是他基本的中西学术文化比较观。在会通比较中，厘定中国的学术系统，指陈中国学术思想流转变迁大势，推明显发中国学术的独特个性，心性论与中国思想文化穷理尽性、性道合一、天人合一、以仁为本心，中国历史人文化成、一体有统、全史动进、开创守成相承一贯、可大可久的真传统、真精神。
    这个全面阐扬，若以著作为纲来叙说，则主要是：自民国七年（1918）出版第一本著作《论语文解》起，撰写了从孔孟到清儒的一系列儒学以及以儒学为主体的思想文化论著，发孔孟思想大体。指陈孔孟儒学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晶所在，孔孟学说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儒道为中国文化结构的两大支柱两大精神之所在，唯百家互通源于儒，且儒家思想早包藏有道家精神。以千古同然之本体，诠释孔子之言仁、孟子所言之性善之性，以万物一体与变化气质为宋明儒本体论与修养论的共同见解，道德仁义圣人体用为政教之本为宋学精神，以天理本源的人心诠释阳明所言的良知，以驳辨与和会融通为儒学复兴发展之两翼。又指陈朱子阳明所说虽异意趣则一、东门气节与王门良知实本一途，而晚明诸老无不寝馈于宋学，即清汉学亦渊源于宋学，唯道咸以下走入歧路。直到晚年精心结撰巨著《朱子新学案》（1971），以心性一体两分说会通程朱陆王，谓以“心学”作标准来划分程朱陆王不甚恰当，朱子思想的核心观念是心不是理。推扬朱子融合古今诸子百家文史创造新经学建立新理学的贡献与集大成精神，以朱子为孔子以下第一人，称其使其后儒学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以迄于今。
    治史释史是钱先生的强项又认为欲治一民族一国家之文化主要在其历史，中国史学更易见中国学术独特性之所在。而其治其释，始有事于考据，考事与通识合一，而以学术思想为重点，以义理为归宿。自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史入经，考据事实，举证康有为说不通二十八端，尽扫所谓刘歆伪造群经说，破门户，显真是，解决了道咸以降经学今古文争议。经《先秦诸子系年》（1935）体大思精，贯通子史，厘订《竹书纪年》的考史价值，粲然条明先秦二百年学人渊源流变，奠定了现代先秦诸子学的基础。其中老庄研究，后又发展成书《庄老通辨》（1957），力陈老学晚于庄学，老子综汇惠施公孙龙道名两家，融会“道”、“名”两观念而别创新义，为其老庄学的特色。到《中国学术通义》（1975年），会通经史子集，再配合学术与师道、学问与德性诸通论，整体阐明中国学术的独特精神、宗旨、目标、方法、途径和格局。《中国现代学术论衡》（1984）更以现代学科分为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艺术、音乐十二门，论中西学术异同，以“体用一源”和“通天人，合内外”而通合皆此心的思想，发挥心性学，阐释中国经史子集皆必归于心而须本乎心的心学精神。
    又自《国史大纲》创造编篡通史的纲目新体例，以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社会经济为上层结构、中层干柱、下层基础衔接连贯三基相，通览自虞初至民初的中华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揭示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真相、自身逻辑与内部自有的“生力”、“本力”与“生机”。此书口碑很好，影响久大。如史学界如今共认的魏晋以下南北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即首由此书揭出。到《中国历史精神》（1952年）《中国史学发微》（1989年），明确提出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即道德精神与士统即道统的士中心论，将原持的中国文化道统治统“二统”说，发展为道统（学统、理想）尊于政统、政统高于血统、三统会通和合融为一体的“三统生命”说，（合士统即道统而为“四统”说）。而其论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历史一条有力动脉的《中国知识分子》，为《国史新论》（1953）中极引人入胜的一篇。它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内在紧张的意识形态和性格的首先揭示与历史叙论：既不放弃政治以实现其内圣外王理想，从而具有积极进取性，又对现实政治常消极不妥协而带有一种退婴性，真可谓深刻细，精彩绝伦。
    至于谓秦汉以降社会非封建、传统政治非专制政体说，是他北大讲中国政治制度以来所长期力主的。此说可谓独步史坛。而他之所以力主此说，乃是常想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上多找出些长处好处，以多发出些正义的声音（18）。他强调举证考试选举制度优点以申前说之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更是为了强调中国将来的出路应是采各国之长，创造适合自己国家实情的理论和政治。（19）而且，在他亦非一味盲目说好。《国史大纲》中即指陈了明以后政治恶化走向专制的趋势。《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同样指陈了传统政治有过于集权趋势等四大流弊。从运作性质的治道层面来看，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文官制度与理性运行的揭示，也并非是没有意义的。
    配合文化史的角度，则钱先生首先自周公制礼作乐起，一路阐扬下来。在《周公与中国文化》中，通过对周公制礼作乐意义的阐发，指出了中国文化和儒学传统天人合一的人文历史精神，中国政治一统的最后根基在社会不在政府、在伦理不在权力的精神，皆启自周公。而钱先生多次阐说的中国文化史上宋以前周孔并尊宋以后孔孟并尊的演变及其意义，此文亦见其端。由此文及《人生十论》中《物与心》篇、《中国文化丛谈》中《中国人之宇宙信仰及其人生修养》一文，还可发现钱先生的历史观和哲学思想具有演化论的性质。
    自《中国文化史导论》（1947年）系统地论述中国文化体相，揭示中国文化在厄运中能生机不息，在东西接触中能融化西方文明而开新充实并融和一气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生命力，扶发中国文化宽大容众、融和凝聚、可大可久、生生不息的精神。直到旅居港台后，从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精粹与渣滓、散播与完整、积累与开新、进退升沉、冲突与调和、长命与短命，以及社会经济设计、科学、法律、海外华人社会等方方面面运思持论。认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中心思想最高信仰及最大特质所在，乃是“主要合一之点则在人之心”（20）的性道合一论。此性道合一论，即他在《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1979年）所说的“通天人，合内外”；与“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合为历代思想史的内容与外貌，是中国人的思想总纲亦即中国思想史的总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