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大量珍贵文物的流失，对于有充分条件利用它们作研究却无力保护它们的中国学界来讲，是一种耻辱，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其负面效应不言而喻；但是另一方面，敦煌文物的流散促成了中外学者共同来保护与研究这些珍贵的文献与艺术品，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文化交流，这无疑又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亦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下面再作些具体分析。
    从文物学、考古学的知识讲，出土或库（窖）藏文物的价值与其原出土或所藏地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对原出土地的相关资料缺乏科学、准确、详尽的记录与研究，所藏文物被随便搬离原地，文物的价值就会遭受极大的损失。敦煌藏经洞的数万件写本，一经搬移流散，其原始状态被破坏，就为研究其存放原因、方式、背景及本身内容增加了极大的困难，更不必说有些写卷被人为地散乱甚至撕开断裂以至成为碎片而永无复原之日了（这些碎片之多已令人扼腕浩叹）。至于洞窟壁画被胶粘切割，塑像被推倒搬走，更使这些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蒙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有人说拿走文物是为了保护或有利于保护，非但无罪反而有功，即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当然，我们也应该对当时盗运敦煌文物的外国“探险者”、“考察队”作一些具体分析。我们在谴责他们劫走文物的前提下，也应该庆幸这些人之中确有几位高水平的学者，他们还能比较及时地将这些文献材料公诸于世，加以研究，并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尤其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他作为惟一一位进入藏经洞内全面调阅所藏文献的学者，能在1909年9 月主动向罗振玉等中国学者展示并提供部分敦煌写卷及照片，从而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促进了敦煌学研究的正式开展，也促使清政府下令将藏经洞动馀文献运回北京。对此，我们应予肯定。同时也必须看到，当时参与盗掘劫运我国文物的某些外国人，其真实身份是十分可疑的。比如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等，不仅日本政府一直未澄清他们的身份，而且他们劫走的敦煌写卷及其他文物一直没有完整的目录刊布，这些文物的归属也扑朔迷离，有的转卖给朝鲜都督府，有的散落于私家，给保护与研究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说，我们在对外国探险队、考察团作历史评价时，对他们的功过是非，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有所区别。
    二、敦煌学的发轫及学术渊源
    对于敦煌学发轫的时间与标志，学术界有下列几种不同的看法：
    1.由于斯坦因是第一个劫取藏经洞文物的西方探险家，所以一些外国学者就把1907年斯坦因的“发现”作为敦煌学的开端。
    2.伯希和1909年在北京向中国学者展示一些敦煌写卷及照片后，引起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当年就整理刊布了《敦煌石室真迹录》（王仁俊）、《敦煌石室遗书》（罗振玉）、《沙州文录》（蒋斧）。因此，有人认为敦煌学当发端于1909年我国学者对藏经洞文献的整理。
    3.1879年，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齐在我国西北考察期间，曾浏览过敦煌千佛洞，并于1902年在汉堡的东方学家大会上介绍了莫高窟美术，有人认为这是对敦煌艺术的最早评述。针对这一看法，我国有些学者提出：早在清朝雍正时代（1723-1736），光禄少卿汪漋在督修沙州城时，就已用诗歌赞颂了莫高窟艺术。在嘉庆年间（1796-1821），著名地理学家徐松也曾游历过千佛洞，并在其名著《西域水道记》中记载了许多有关敦煌与莫高窟的材料。据此，敦煌学最早应发轫于18世纪中晚期。
    4.藏经洞发现后第三年（1902），身任甘肃学台的金石学家叶昌炽收到敦煌县令汪宗瀚等人赠送的敦煌写卷及绢画，他马上意识到这些文物的学术价值，除立即建议甘肃省当局尽快转运文物外，还在其所著《语石》一书中对所见敦煌写卷及绢画作了介绍与初步考订。因此有人认为叶氏的研究为敦煌学的起始。
    5.1929年，历史学家陈垣（援庵）先生编成《敦煌劫馀录》，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为此书所撰《序》中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许多人认为，这是学术界第一次明确提出“敦煌学”这一名称，敦煌学由此正式发端。
    6.有的日本学者在近期提出，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曾在1925年的一次会议上使用过“敦煌学”这一名称，早于陈寅恪，因此敦煌学的正式发端应从1925年算起。
    笔者认为，上述六种看法，除末一种未见有正式文字资料可加证实外，其余均似各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各有欠缺，不够科学。因为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必有自己产生的学术渊源，从发轫到正式形成应有一个过程，而不可能在某一天某一刻突然宣告诞生；只有具备了自己相对独立的体系、较为完备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方法论，这门学科才算是基本成熟。莫高窟千佛洞已在敦煌绿洲中耸立了一千多年，其间虽偶有对其洞窟内容及相关史地作介绍者，但并没有在20世纪前产生一门“敦煌学”，其理由即在于此。敦煌学的发端，无疑是与藏经洞文物重现于世密切相关的。正是藏经洞内大批5至11世纪的珍贵写本， 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浓烈兴趣与关注，首先兴起的也正是对其中一批传统意义上的四部书的整理与刊布，然后是对其中佛经等宗教典籍的编目整理。因此，尽管早已有人注意到莫高窟千佛洞的壁画及塑像，也尽管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与《敦煌石窟笔记》已开外国学者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之先河，总体来看，在本世纪30年代前，敦煌学主要还处在“敦煌文献整理”的初始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