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 ）藏经洞所出古代文献（俗统称“敦煌遗书”）及相关文物；（2 ）敦煌地区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肃北五个庙、一个庙、玉门昌马石窟等）保存的以壁画、雕塑为主的艺术品及石窟建筑、型制；（3）敦煌地区的历史、地理、 人文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史迹、遗址、景观、民俗以及其他出土文物（如汉晋简牍等）；（4）保护与修复敦煌石窟及相关文物的科技手段与理论；（5）在研究上述内容基础上开展的为当代服务的文学艺术创作。以上五个方面的对象有一些不确定性，而且会随着研究的深入缩小或扩展。
    敦煌学的研究方法当然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但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种应用最多、最基本的方法：（1 ）中国古代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传统方法；（2）文物、考古学最基本的实地踏查、测绘、挖掘、临摹、 复原及现代化学、物理手段及电脑技术等；（3 ）各文明体系及各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
    敦煌学的学科理论，是在对敦煌学的概念、范围、方法以及研究历史、现状、前景作科学的探索与总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与完善起来的。应该承认，尽管敦煌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由于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其学科理论的建构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中十分关键的、与该学科形成有特殊意义的一些问题（如藏经洞封闭的真正原因、藏经洞的历史文化背景、敦煌文物流散的一些重要细节等），至今还未给世人一个明晰的解释；至今尚未见有较权威、系统的敦煌学理论专著问世。值得学术界高兴的是，由中国众多专家、学者共同编撰的世界上第一部《敦煌学大辞典》已于1998年底正式问世，这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基本成熟；但是学科理论的高度完善，还有赖于各国专家的共同努力。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敦煌学在其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及学科特点、学科理论等方面，还带有相当多的“模糊”色彩，也就是还有许多不确定性、不规范性，它与另外一些学科（如丝路学、简牍学、藏学等）还有一些难以理清的枝蔓交叉；在国际汉学界，对敦煌学的科学界定似乎也还处在“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一门“模糊学”。笔者始终认为，对一门新兴学科有不同的界定与解说属于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好事情。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也是一门学科形成、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阶段特点
    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一般将近百年来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09年-1949年；第二阶段：1950年-1978年；第三阶段：1979年至今。笔者认为，第一阶段可以从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算起（理由见本文第二部分所述），而第三阶段应该以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和第一次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举行为标帜， 1978 -1982年这四年为过渡时期。每一阶段又都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及特点。郝春文教授在《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一文（见《历史研究》1998年第1 期）中对此已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与分析，我只是在郝文的基础上，主要将自己对各阶段研究特点的理解作些概要的说明。
    第一阶段（1900-1949）：这一阶段可以以1925年《敦煌掇琐》的出版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以搜集、刊布间接获得的敦煌文献资料并加写按语、跋语、提要等著录古籍的传统方式为主；后期则以直接到国外寻访流失的文献与实地考察并重为主，注意利用敦煌资料对史实进行考订、补证，开始出现按类别或专题对历史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进行系统化整理与研究的趋向。在研究范围上，对唐、五代及宋初西北史地资料，对传世经典史籍，对宗教文献、法律文献、社会经济文书等，几乎都已开始涉及，这就为今后全面开拓敦煌文献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对语言与文学方面新材料的整理与研究，由于有王国维、罗振玉、刘复、郑振铎等著名学者的努力，最为引人注目。这一阶段的研究表现出半开放的特点：（一）一方面从外国学者提供的敦煌文献材料入手，一批中国学者不辞劳苦亲赴欧洲抄录与拍摄流散出去的敦煌写本；另一方面，由于后期从海外搜寻到的这些材料大多未及时公布，研究仅局限于少数学者，中外学者间的交流并不多。（二）中国学界开始重视通过实地考察获取新材料，注意将文书与实地踏查相结合，开始注意用文学材料来研究历史问题。尤其是1927年中瑞（典）联合西北考察团、1942年西北史地考察团及1944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 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需要指出的是，第一阶段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对藏经洞所出文献的整理分析上，在40年代之前，敦煌石窟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对石窟艺术的研究并未正式开展。
    第二阶段（1950-1978）：这一阶段以1966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我国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及莫高窟保护与研究的条件都开始得到改善。一是通过交换，北京图书馆于1957年得到了英藏敦煌文献S.6980号以前的成套缩微胶片；二是王重民、刘铭恕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于1962年正式出版；三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常书鸿先生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以壁画临摹为基础的研究工作。关注文物保护、注意工具书编制、重视理论指导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倾向，而且对文学材料、瓜沙史事、社会经济资料的研究均取得突出成绩，也进行了一些带有阶段总结性的工作，如《敦煌曲子词集》（1950）、《敦煌曲校录》（1955）、《敦煌古籍叙录》（1958）、《敦煌变文集》（1957）及《敦煌资料（第一辑）》（1961）等书相继出版发行。后期由于“文革”浩劫，我国大陆地区的敦煌学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而港台地区的学者则加快了研究步伐，有不少成果问世。这一阶段的总特点是从半开放又回到了全封闭，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与交流几乎全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