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认为，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敦煌学”仅是一个不够科学的名称，认为它所涉及的至多只是“中国古代文献学”或“艺术学”中的新材料、新课题而已。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因为它并没有弄清一门新学科的构建与其学术背景、学术渊源的关系，也还没有真正理解陈寅恪先生的这段名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这段话的关键就在于三个“新”字上，即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形成“学术新潮流”。这是在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大背景下的崭新的学术潮流。具体地说，对伯希和等西方学者来讲，主要是用西学的理论、方法、角度、眼光来审视新发现的东方文献与艺术品，这里要特别注意他们对现代考古学知识及技术手段（如绘图、测量、摄影、化验等）的应用，也要注意他们提出的东西方文化比较上的新问题；而对于王国维等中国学者来说，则是努力冲破闭塞状态，通过交流等新手段（甚至走出国门），积极搜寻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并开始注意吸取西方学者的成果，借鉴他们的手段，然后采用乾嘉以来传统的目录、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等基本方法来开展研究；日本学者采用的方法基本上与中国学者相同。所以陈寅恪先生称之为“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是否可以这样说：敦煌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其学术渊源并不是单一的，它是在东、西方学术文化的交汇、碰撞之中逐渐形成的。敦煌学是一门地地道道的新学，是中外学者在藏经洞文物被发现的基础上共同创建的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对于西方学者来讲，它归属于“汉学”或“东方学”的大范畴；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讲，它又是西渐之新国学。
    总之，从根本上说，敦煌学确实应发轫于1900年藏经洞文物的发现；这块学术园地经过中外学者近30年的共同开垦，于30年代初基本成形；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如今已是万紫千红、硕果累累了。
    三、敦煌学的内涵与外延
    既然我们认为敦煌学是一门独立的新学科，那就必须回答“什么是敦煌学”的问题，也就是必须弄清它的内涵与外延，它本身的学科特点。对此，学术界也是至今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的。
    我认为，如果要为敦煌学下一个定义的话，是否可以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敦煌学是以敦煌及相关地区遗存的古代文献、艺术品及该地域的历史、地理、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国际性、综合性的学科。
    我们先来看“敦煌学”这个概念的外延，即其所指对象的范围。
    第一，“敦煌及其相关地区”是一个广义的不特别确定的大范围。鉴于古代“西域”范围的不确定性，鉴于“丝绸之路”的丰富内涵，又鉴于古代敦煌与瓜州、沙州、甘州、凉州、肃州乃至西州的密切关联，也鉴于其与吐蕃、西夏等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关系，敦煌的相关地区可以包括丝路古道上现今武威、张掖、酒泉、吐鲁番以至哈拉浩特（黑城）及青海柴达木盆地一带地区。又从历史文化因缘（包括出土文物的特殊性与同一性）考虑，目前我国学术界又习惯将与敦煌西邻的吐鲁番地区统一起来一并考虑，统称为“敦煌吐鲁番学”，而吐鲁番的相关地区又可以包括围绕塔里木盆地的古龟兹、楼兰、于阗地区。
    第二，敦煌学的“国际性”表现为：（1）敦煌出土文物已流散、 保存在中、英、法、俄、日、韩、印度、美、丹麦、瑞典等国；（2 ）世界上不少国家均已建有较稳定的关于敦煌学的研究机构，包括开设相关讲座与系、科，培养新老交替、代代相承的研究人才；（3 ）关于敦煌学的国际间合作与交流相对频繁而且稳固，卓有成效，不少国家建有相应的学术团体；（4）敦煌莫高窟已在198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有关敦煌文化及其学术知识的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
    第三，敦煌学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1 ）它的治学范围涉及宗教、历史、地理、多民族语言、文学、考古、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医学、体育、数学、建筑、民族、民俗等多门学科知识，而且与中亚学、丝路学、简牍学、藏学等都有交叉；（2 ）它的治学方法融会中西、兼收并蓄，不拘一格，既有中国的传统方法，又有反映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手段；（3 ）研治敦煌学者几乎都是来自各种学科的学者、专家，很少有单纯、专一的“敦煌学专家”。
    敦煌学的内涵，也就是反映这个概念本质属性的内容，似应包含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