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秋，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文革”的余绪则一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之后的五年间，随着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教学与科研逐渐恢复生机；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开始实行，我国学术界也迎来了希望，与国外的学术文化交流也开始恢复与扩大。这样，就为重新开展敦煌学研究从资料整理、人员培养、机构建立等各方面作了准备，使这五年成为向第三阶段过渡的重要时期。
    第三阶段（1983年至今）：这一阶段也可分为两个时期，从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宣告成立到1987年12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前期，1988年至今为后期--我又称之为敦煌学研究的新时期。这一阶段的总情况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学术研究新的春天到来之际，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应运而生，建立与健全了敦煌学研究的一些专门机构，研究队伍迅速扩大，举办了多次全国性、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中外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敦煌资料的整理、刊布与利用的条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改善，研究工作也呈现出多样性的、开放的特点，敦煌学的各分支学科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在着重具体介绍本阶段后期（新时期）的成果与特色之前，先对涉及前期研究工作的三个有不同认识的问题谈些个人的意见：
    （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的意义。1983年8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甘肃省兰州市宣告成立。学会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团体，而且也为联系与团结全世界的敦煌学专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敦煌学”这样一门国际性的显学举起了一面团结、合作的大旗。学会成立后紧接着举行的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也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盛会：一方面，会议提交了一批有相当学术水准的论文，显示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新起点、新高度；另一方面，在老一辈著名学者的亲自指导与扶持下，一批奋发有为的中青年学者在这次会议上崭露头角，预示了中国敦煌学发展的潜力与希望。
    （二）国际间学术交流的均衡性问题。从1985年开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与敦煌研究院相继举办了多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会各国代表之多，讨论气氛之热烈，形式之多样，论文之丰富，在国际敦煌学界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也有一些中国学者到国外去调查流散的敦煌文物，交流信息资料的渠道开始畅通，一些中外合作的项目开始商议实施。这些学术活动，既雄辩地向世人证明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断言，也进一步发展了敦煌学的国际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敦煌文物保护及敦煌学研究中开展实质性的国际间的合作交流不仅才刚刚开始，而且还是不均衡的。由于各种原因，国外学者请进来的多，国内学者走出国门的相对较少；有的国家与地区交流得多，有的国家与地区交流得少；一般性的成果交流多，实质性的合作研究较少。尤其是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在掌握国际研究动态、信息上的条件还远远比不上国外及我国港、台地区同行。这种现状是亟须改变的。
    （三）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中心与协作问题。经过几代学人的传承与努力，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已在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若干个各有侧重与特色的基地，如敦煌研究院及兰州各院校的敦煌石窟艺术、西北史地的研究，浙江杭州的敦煌语言文字的研究，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的敦煌宗教、礼俗文化的研究，武汉大学及新疆有关研究所、高校的吐鲁番学研究等；而北京则由于人材集中且结构合理、资料相对完备、交流便利、信息灵通，仍是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最重要的基地。考虑到种种历史与现实的状况，也考虑到一门国际性、综合性学科的特点与发展需要，我认为如再提出“敦煌学研究中心在某地”是很不适宜的。北京的研究机构与人员，应努力加强与各地的联系与交流，认真学习各基地的长处，为各地信息流通与人才培养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各地方基地努力发挥与发展自己的特长与优势，避免采取地方封闭主义与保守主义，应努力支持资料交流与人才流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则应起到团结与协调作用，集中资源，加强协作，求得整体发展。同样，各基地及其他一些城市中的研究队伍，也应该团结协作，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成立“敦煌学研究中心”，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我始终认为，正因为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性、综合性的学问，所以敦煌学的兴衰与是否进行开放性的研究息息相关，各相关机构、人员间的团结协作尤为重要。同样，国外的敦煌学研究，亦与中国学术文化的开放相辅相成，这也已为近百年来敦煌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所证实。
    五、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显著特色与展望
    1988年8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规模较大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季羡林会长在会议开幕式上正式提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赞同，从此敦煌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0年来，新时期的敦煌学研究有以下显著特色：第一，我国敦煌学界与国外相关机构及同仁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大大加强，尤其是进行一些实质性合作的项目范围扩大，计划性增强，成果显著。第二，研究的总体实力大大增强，尤其表现在研究队伍渐趋年轻化并相对稳定，以往薄弱的环节（如对涉及藏外佛经、道教、体育卫生、乐舞、天文历法等方面文献及艺术形象的研究）得到重视与加强，全面系统地整理敦煌吐鲁番文献和更科学地进行深入研究的时机已基本成熟。第三，敦煌学界与出版界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大大加强，为编辑出版高质量的文献图录书、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及普及读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国外的一些重要著作也相继译成中文出版。1995年8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专门举办了出版研讨会，对敦煌学图书的编辑出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下面就将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重要成果作些简要的介绍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