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魏特夫被纳粹关入集中营，不久出狱，移居美国。这是他政治生涯和理论工作一个重大的转折点。1935年魏特夫来华，搜集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资料。1937年返美后加入美国籍。他说：“从我离开德国以后的初期，直到我从中国回国以及随后的大约两年内--直到斯大林－希特勒条约为止，我在要害性的论点上继续引证马克思。在这个条约以后，我不愿意引证马克思的做法表明了我决心与曾经成为我理论和政治起点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分道扬镳”。魏特夫声称他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是在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这是一种借口。事实上，在这之前，他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已经和马克思主义分手了。从移居美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他研究治水社会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他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东方社会扩展到俄国，而且重点是论述亚细亚和半亚细亚生产方式必然产生专制主义和官僚统治阶级。
    魏特夫说：“我的论点的发展的第二步，是研究亚细亚的权力和剥削条件向具有不同生产基础的世界转移的问题，所谓不同生产基础即指畜牧业和非水利农业。这一步导致1939年至1943年间写成并于1949年发表了《辽代中国社会史》一书”。⑧按说，魏特夫把中国当作治水社会的一个典型，应当选择一个能够充分说明封建国家治水职能的朝代来解剖，为什么他却选择了游牧民族统治的辽代？其原因只能从政治上的考虑来加以说明。30年代的中国是国民党统治，而苏联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魏特夫这个时期把批判苏联的极权统治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了苏联所谓的“亚细亚复辟”问题。但是俄国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治水社会，因而他就需要把亚细亚生产方式扩展到非治水社会地区，也就是他所说的：“研究亚细亚的权力和剥削条件向具有不同生产基础的世界转移的问题”，并杜撰出一个“半亚细亚社会”的概念。而选择由游牧民族统治的辽代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正是他为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尝试（或者说是跳板）。魏特夫说：“当马克思关于半亚细亚社会的概念在40年代初期还没有成为我的真实观点时，我便在丰富的新证据中认识到了一种边际类型的亚细亚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东方式的专制政府在很少或没有履行治水职能的期间统治着它们的臣民”。⑨辽代社会是这样，鞑靼人统治时期的俄罗斯也是这样。为了把苏联纳入“东方式的专制政府”的类型，魏特夫干脆抛开了治水社会的空间限制，以所谓“边际类型的亚细亚社会”来解释苏联“亚细亚复辟”的历史根源。但这样一来，“治水社会”的理论实际上也就失去其本来的意义了。
    为了论证“斯大林主义是古老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复辟”⑩，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用了不少篇幅论述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以及托洛茨基对于俄国可能出现“亚细亚复辟”的态度。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也暴露了魏特夫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土地纲领问题上曾经有过争论，他们分歧的焦点在于实行土地国有还是把土地交给地方自治局。普列汉诺夫认为土地国有会导致亚细亚生产方式复辟，列宁则认为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即使发生复辟，也是资本主义的复辟。魏特夫不顾这场争论的实质，说什么普列汉诺夫“反对列宁企图建立以少数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一种独裁政府的纲领。”（11）事实上，列宁在阐明自己的土地纲领时，明确指出“为了在有利于农民的条件下，把土地交给全体人民，必须保证实行由人民选举一切官吏，没有一个例外”（12）。怎么能把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说成是专制主义复辟的纲领呢？魏特夫还说：“托洛茨基很早就发觉了传统俄国的重要的亚细亚特征；但是他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亚细亚概念的宏观分析的深度。因此，他对于‘变质的’俄国工农政权的微观和中观的尖锐分析批判，并没有使他认真怀疑过苏联最终会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13）这就是说，魏特夫在反对斯大林这一点上虽然把托洛茨基引为同道，但他对托洛茨基没有“怀疑过苏联最终会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却非常不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是魏特夫理论生涯的第三个阶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上一个高潮。东欧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更大大改变了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对比。尽管雅尔塔协定划分了美苏两国的势力范围，但从大战结束之日起，美苏之间的冷战也就开始了。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发展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有一个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在这种形势下，西方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出现了新的分化。有些人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靠拢，而像魏特夫这样的人，则竭力想阻止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的扩大。《东方专制主义》一书就是适应这种政治需要问世的。魏特夫说：“当自由世界正在迅速地缩小的时候，保卫和扩大它的愿望也在与日俱增。我们虽然惊愕于要对自己的处境努力作出重新估计，但是我们仍然有可能学会如何从失败中争取胜利。一种新的见识如果被人们充分了解，就会令人信服地传播开来，如果大胆地加以实用，就会使军事和意识形态战线的面目改观。它也许会改变历史性危机的面貌”。（14）这段话表现了他对战后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的焦急心情。魏特夫慨叹西方世界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缺乏有力的理论武器，认为“西方的作家、教师和老练的政治家，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制度和文化遗产的意义，因而没有使自己作好准备来和共产党极权主义进行斗争”。（15）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要遏制这种影响，最好的办法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割裂和歪曲，败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声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指示确实有巨大缺陷。但是除了有主见地运用他们的指示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在欧洲和美国思想斗争中扭转这种趋势”。（16）这也就是为什么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要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的幌子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在20年代，魏特夫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还带有理论探讨的性质，他的观点是否正确还属于理论是非的话，那么50年代他所撰写的《东方专制主义》已经完全是服从于反共的政治目的了。魏特夫本人并不隐瞒自己的这种政治目的。他声称《东方专制主义》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关于亚细亚复辟思想的新发现”（17），亦即证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古老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复辟。书中写道：“当这场革命的真相大白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按照列宁本人的看法，当人们知道这场革命不导致社会主义，而是导致东方专制主义的新形式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除掉它的有特权的受益者以外，谁会去为一场亚细亚复辟而卖命呢？”（18）魏特夫居然认为，只要人们相信他所胡诌的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复辟，社会主义就会失去它的吸引力，人民也就不会再为建设社会主义“卖命”了。这真是一厢情愿和不自量力的自我陶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国家所存在的一些消极现象与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根本毫不相干。中国人民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只要我们的思想路线和政策对头，人民就会衷心拥护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能够蓬勃发展。
    作为帝国主义冷战政策的产物，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甚至对于一些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对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抱敌对态度的正直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能容忍。譬如费正清曾经说过“极权主义有保守形式和共产主义进步形式之分”，魏特夫对此就极为恼火。又如，日本的学者曾经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但是他们并不把这种讨论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魏特夫对此也十分不满，认为日本学者“把俄国与中国出现‘亚细亚复辟’的思想完全弄模糊了”。（19）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魏特夫关于“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完全是为反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他在《东方专制主义》全书的结尾特地引用了古代斯巴达的使节对波斯官员所说的一段话，煽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说：“你所了解的是一种奴隶的生活，但是你从来也没有享受过自由的滋味，你不能说出它是不是甜蜜的。哎呀，你如果知道什么是自由，你一定会叫我们不仅用长矛，而且还用战斧为自由而战斗！”（20）历史真是喜欢嘲弄人，曾经是马克思主义信徒的人，一旦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就比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更起劲地谩骂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惜把自己过去曾经为之奋斗过的理想、制度和生活诬蔑得一钱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