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迄今，官吏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在阶级社会，官吏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基本上是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那个阶级的统治工具。但是我们对官吏的这种定位决不可以作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理解。官吏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履行统治农民和镇压农民反抗的职能，也要履行组织社会生产的职能，还要履行调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职能。官吏按其社会关系的本质来说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但这并不排斥个别官吏主观上真诚地要为民造福，乃至于可能进行为民请命的抗争。只有这样全面地理解封建官吏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才能正确解释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现象。例如：为什么历代的地方基层政权总是控制在地主豪绅手里？为什么在皇权和豪权的斗争中，有些以摧折豪强为己任的“清官”会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有些“清官”则落得悲惨的下场？为什么许多农民起义只反贪官而不反皇帝和“清官”？如此等等。按照魏特夫把东方社会的统治阶级说成是“官僚阶级”的观点，是无法对这些现象作出正确解释的。
    《东方专制主义》对中国历史的随意解释，当然还不只表现在上述两个问题上。魏特夫说在东方专制主义统治下，商人“不敢象（欧洲）中世纪商人那样讲究豪华的消费”（54）；“西汉初期之所以严厉地迫害商人，是由于富商大肆炫濯他们的财富”（55）。事实上，西汉初期之所以抑商，是因为“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糶”（56），而并非商人炫耀其财富。尽管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57），但商人依然“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58）。终两汉之世，商人讲究豪华消费的风气愈演愈烈。汉代以后，富商大贾生活豪奢的事例，也俯拾皆是。魏特夫所谓东方社会的商人不敢像欧洲中世纪商人那样讲究豪华的消费，真不知从何说起。又如，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是世界各国所仅见的。但是魏特夫却说在东方专制主义统治下，“受压迫的或受剥削的人不敢公然反抗”，“治水社会的历史说明，阶级斗争远非全人类的慢性病，而只是多中心的开放式社会的奢侈品”。试问，这和中国的历史实际，又能对得上号吗？
    魏特夫说：“专制国家缺乏实行内外制约的适当机构”。（59）这话不错。但是他认为欧洲的专制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差别在于“欧洲有许多内在的制度上的限制，使得暴政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亚洲则不然”（60），这却使人们怀疑他是否用同样的尺度来衡量东西方的专制主义。暴政是专制主义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专制主义完全归结为暴政。在中国历史上，周秦以后二、三千年的古代社会，专制主义的统治也并非都表现为暴政。史书上说，汉文帝时，“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61）。唐太宗对侍臣说：“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62）这些记载虽难免有溢美粉饰之词，但文景、贞观之治和秦末、隋末的黑暗统治不可同日而语，也是很明显的。魏特夫一方面竭力美化欧洲的专制主义，另方面则把东方的专制主义说成是一种“全面的恐怖”、“全面的屈从”、“全面的孤独”的暴力统治模式。（63）在他的笔下，东方社会的统治者“不相信任何人”，官员“永远在猜疑中”，而平民则因“担心被牵连”而常常“见死不救”。（64）总之，不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在历史舞台上都是不值得肯定的一群角色。我们不禁要问，果真如此，东方各国对世界文明所作的贡献又当如何解释呢？
    从《东方专制主义》出版以来，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今天的亚洲和世界，已经和50年代有很大不同。当前亚洲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正确阐明东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和文化背景，是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竭力贬低东方社会的历史创造性，企图把西方的社会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给东方各国人民。但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东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和文化背景并非走向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障碍。相反，古老的东方文化在亚洲各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正重新焕发出它的青春和魅力。我们相信，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将对人类历史发展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随着前苏联的瓦解和冷战时代的结束，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地缘政治的格局演变。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帝国主义敌对势力并没有放弃他们在中国搞和平演变、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既定战略。今天西方一些人攻击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民主的极权国家，可以说和魏特夫对中国的诬蔑和攻击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批判《东方专制主义》不仅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 《光明日报》1990年9月14日。
    ② 见《东方专制主义》1981年文塔奇出版社版本前言，中译本第44页。
    ④ 见《东方专制主义》1981年文塔奇出版社版本前言，中译本第45页。
    ⑥ 魏特夫接受M·格列弗拉斯访问时的谈话，见《威特福格尔谈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