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指出，他作《史记》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述往事”，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后以“思来者”。《史记》开头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记述了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中的前面三千年历史，最能体现这一目的。此后历代正史叙先秦史基本上都以司马迁的“五帝”“三代”本纪为基础而有所增益。自晚清以来，在今文学家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怀疑先秦秦汉古籍的可信性，进而对五帝至夏、商的历史也产生怀疑，这样就涉及到对《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的评价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十九世纪末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以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田野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更多的学者利用地下出土资料对“五帝”“三代”本纪进行对证研究，认为司马迁的记载大致可信，又有不少地方需要补正。由此可见，对《史记》“五帝”“三代”本纪的认识，不能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必须作出具体客观的分析。本文试图从学术史角度对此略作讨论。
    一、“五帝”“三代”本纪的可信性分析
    从史料学角度看，我们今天研究认识中国上古文明史的材料已比较丰富。我们不仅有历代史学家记录、补充而逐步积累起来的传世文献，更有二十世纪考古发现的大量地下材料。但是，在这众多材料中，最根本最重要的还是司马迁的《史记》。这不仅是因为《史记》中的“五帝”与“三代”本纪产生于公元前100年前后，体现了其时间的早期性，也不仅是因为其以世系为时间坐标，以中原地区历代部落首领与君王大臣为叙述中心，钩稽中国上古时期长达近三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体现了其系统完整性；而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作《史记》时，所用材料具有原始性和叙述史事的公正性，从而使其有相当程度的客观可靠性。《史记》的系统完整性为我们构建中国上古文明史提供了框架基础，而其客观可靠性又使我们复原一个真实的上古文明史成为可能。如下的分析，将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司马迁著述《史记》时的主观与客观等多方面因素，是《史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前提基础。
    1.家学与师承为司马迁著述“五帝”与“三代”本纪积累了史学家的学术基础。
    关于司马迁的家学，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有交代：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错孙靳……靳孙昌……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的大致情况是，司马迁的始祖是掌管天文地理的颛顼氏大臣重黎氏。重黎氏历经唐、虞、夏、商，世代为天官史官。到了周代，重黎氏中的一支做了司马这个官，因赐姓为司马氏。到了周宣王时，司马氏担任史官，继守先祖之业而世代相传。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朝廷的太史令，掌管天象文史等职。司马迁《报任安书》也说：“仆之先，……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北堂书钞·设官部》引《汉旧议》说太史令“掌天文星历，凡国家祭祀丧娶之事，奏良日及时节禁忌”。
    先秦秦汉时期，史官即天官、巫官。清代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中提到春秋时期的史官情况时说：“吴起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然则史固司天矣。……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然则史固司卜筮矣。”汪中最后总结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此史之职也。”刘师培《补古学出于史官论》也指出：“古代学术以天文术数为大宗，而天文术数亦掌于史官，此史职所由尊也。”总之，凡贯通古今、预知未来，探索天人之际一切事物及其规律者，皆为史官之职责。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司马谈作为一个史学家，便要“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是汉武帝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史记·历书》：“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杨何是当时著名的《易》学家，山东淄川人。黄生则为道家学派，《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儒林传曰：黄生，好黄老之术。”司马谈正是在向这些人学习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先秦学术的系统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做《论六家要指》。司马迁之所以能在史学研究上作出杰出的贡献，是与司马谈的史学家教分不开的。
    司马迁不仅接受家学熏陶，而且还博采各家所长，以下三事，可见其大致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