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实录”“求信”。孔子编集《六经》，自称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司马迁作《史记》亦自称是“实述”“整齐”。其《太史公自序》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之作，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以“实录”精神，博采先秦“六经”“诸子”典籍。今考《史记》一书，所明引先秦古书，即达一百余种，其中《六经》及记传说解书二十余种，诸子百家书五十余种，历史地理书二十余种，文学艺术书近十种。
    3.游历天下，以实地调查所得活资料印证传世文献，使“五帝”“三代”本纪等叙事更具真实性。
    司马迁为了编纂《史记》，不仅利用太史令职务之便利饱读天下群籍，“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而且还游历天下，进行实地考察，以调查所得活资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从而增强了《史记》所叙史事的真实性。其《报任安书》云：“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考察司马迁的游历，共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青年壮游。《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五引卫宏《汉旧仪》：“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西京杂记》卷六文略同。根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张大可《史记研究》等考证，此“年十三”当指年二十。因为《太史公自序》自述其“二十而南游江淮”。司马迁的这次江南游，“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
    第二种情况是扈从之游。司马迁从入仕为郎中至太史令期间，曾多次随从汉武帝巡行天下。元鼎四年，汉武帝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元鼎五年，汉武帝西登崆峒，北出萧关，骑猎于新秦中。太初元年，汉武帝再次东巡泰山封禅。这些壮举，司马迁都参加了。
    第三种情况是奉使出游西南。元鼎六年，汉武帝发出征战西南夷的命令。司马迁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地区，从而有了深入调查民族地区的机会，为他后来在《史记》中开例《西南夷列传》创造了条件。
    司马迁抱着“论著”《史记》宗旨，在周游天下时，用心调查研究，收集实地资料。对此，《史记》中有许多具体交代。
    《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周本纪》：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
    《孟尝君列传赞》：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魏世家赞》：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
    《孔子世家赞》：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淮阴侯列传赞》：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就以上司马迁的自述可知，经过实地考察，司马迁认为，有些传世文献与口耳传闻可信，所以说：“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余视其母冢，良然。”而有些则不可信，所以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以地下材料印证传世文献的“二重证据法”[2]2；二十世纪末，饶宗颐等先生又提出加上民俗、民族调查资料的“三重证据法”[3]68-69。其实，这些方法早在司马迁著《史记》时已在运用了。司马迁正是通过这些实地考察与调查，与传世文献、口耳传闻资料相“协调”“整齐”，最后著成《史记》。因此，《史记》一书的历史真实可靠性实非一般坐拥书城而成的史书所能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