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
    对于《史记》的修订补充工作，历代学者都有过努力。西汉一代，续补《史记》者即有十几人，其中褚少孙补《史记》十篇，直接附骥《史记》流传，是其中的代表。魏晋以后，补充研究《史记》者日众，逐步形成了“《史记》学”，其中有影响者有刘宋的裴骃《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至清代，《史记》考证学大兴，出现相关专著几十部，其中特别著名者有王鸣盛《史记商榷》、钱大昕《史记考证》、赵翼《史记札记》、梁玉绳《史记志疑》等。前人的研究，在《史记》的文字音义、史事考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为后人读懂、读通《史记》，准确把握《史记》，创造了良好基础。
    但对《史记》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应该说是从1899年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发现开始的。而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则为其标志。现在看来，对《史记》进行全面订补的条件已经具备，超越前人乃至超越司马迁《史记》之不足已成为可能。前文指出，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了司马迁作《史记》时材料不足。而现在考古工作者所发现的有关五帝至三代的资料，大都是在秦始皇之前埋入地下的，连司马迁也不曾见过。现在，我们利用这些资料，既可补充《史记》之不足，又可纠正《史记》之错误。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司马迁作《史记》时，以儒家一统思想为指导，导致了取材时的某些主观片面性。而二十世纪传到中国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观和世界文明史理论，有利于指导史学工作者更加科学地处理历史材料，把握历史规律。
    由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对《史记》做出这样的认识。即对《史记》史料价值的得失，必须放在学术史背景下来考察；而对《史记》做出全面订补与科学把握，还有赖于新时代的考古学资料与马列主义史学理论。
    原文参考文献：
    [1]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 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3] 饶宗颐.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M]／／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 江林昌.商代前期：部落联盟共主向方国联盟共主的过渡[J].殷都学刊，2006(2):1.
    [5] 江林昌.楚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J].历史研究，199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