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完整记载了西汉一代的历史，对西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学术思想，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社会生活与风俗，地理环境及变迁等皆有广泛而深刻的反映，是中外学者研究汉代史的重要文献。西方学者对《汉书》的译介始于19世纪后半叶。1873年，大英博物馆汉文藏书部专家道格拉斯(R.K.Douglas，1838-1913)即做过关于《汉书》的演讲，此后相关研究逐渐展开，成果日益丰富。大体而言，西方的《汉书》研究可划分欧洲与美国两大版图。关于《汉书》在欧美国家的译介和研究情况，捷克汉学家鲍格洛(Timoteus Pokora，1928-1985)曾以《班固及近期的〈汉书〉翻译》(Pan Ku and Recent Translations from the Han Shu)为题(《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978年第98卷第4期)专门介绍过。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Michael Loewe)主编的《古代中国典籍导读》(李学勤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汉书》导读部分由荷兰莱顿大学教授何四维(Anthony Frangois Paulus Hulsewé，1910-1993)撰写，罗列了西方、日本和中国的主要研究成果。
    中国学者对于欧美《汉书》研究的成果介绍不多，仅在几部介绍海外汉学的著作中有所涉及。如马祖毅、任荣珍合著的《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刘正的两部著作《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与《图说汉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目前所见唯一专门介绍西方《汉书》研究成果的论文，是由李秀英、温柔新合撰的《〈汉书〉在西方：译介与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6期)。文章介绍了《汉书》的主要英文译本和西方对班固与《汉书》的一些研究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将在上述成果基础上，对一个多世纪以来《汉书》在欧美的传播、译介与研究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并重点介绍和评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一、《汉书》的主要译本
    早期的《汉书》单篇译作大多散见于报纸杂志上。1860-1862年，奥地利的皮菲麦尔博士先后将《汉书》的《匈奴传》和《董仲舒传》翻译成德语出版。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亦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发表《圣经所载诸国见于〈汉书〉考》一文(《万国公报》1882年7月8日)。荷兰汉学家哥罗特(Johan Jac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是欧洲较早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学者，在他的德文版著作《中国文献中的亚洲史》中，第一卷《公元前的匈奴人》和第二卷《公元前的西域诸国》，即出自《汉书》卷94《匈奴传》和卷96《西域传》的译文，由柏林沃尔特格律特公司先后在1921、1926年出版。20世纪50-60年代，以撰写书评见长的美籍华裔史学家杨联升十分关注《史记》、《汉书》的翻译，不仅及时地发表书评，且就翻译内容及其准确性提出了看法和商榷意见。另一美籍华裔汉学家刘若愚(James J.Y.Liu，1926-1986)也在其著作《中国之侠》中节译了《汉书·游侠传》(中译本，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在此，笔者将着重介绍欧美汉学界三位重要的《汉书》翻译及研究者。
    1.卫礼及其对《汉书》的翻译。《汉书》最早的英译本出自英国汉学家、伦敦会传教士卫礼(亦译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出于对汉代民族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关注，他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汉书》的民族传，包括《匈奴传》、《西南夷传》、《朝鲜传》和《西域传》。第一篇译文《汉匈关系史：〈前汉书〉卷94英译》(Courier History of the Heung-Noo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Translated from the Ts'een Han Shoo，Book 94)，连载于1873年5-9月的《上海晚邮》(1873年5月21日，6月10日，7月31日，8月12、15、25、29日，9月4、13、14日)上，和同年出版的《上海汇编》上，稍后又在《皇家人类学院院刊》1874年第3卷上发表。1874年，他编译的《〈汉书〉中的民族信息》(Ethnological Data from the Annals of the Elder Han)一书，由伦敦人类学会出版。
    1878年，在佛罗伦萨举行的第四届东方学家大会上，卫礼代表皇家亚洲文会理事会宣读了论文《朝鲜的征服：译自〈汉书〉卷95》(The Subjugation of Chaou-Seen：Translated from the 95th Book of the Ts'een Han Shoo)，该论文后收录于《第四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集刊》1881年第2卷，并于次年转载于《中国研究录》第2部分“历史卷”。1880年，《皇家人类学院院刊》第9卷又发表了他的两篇译文：《西南夷与朝鲜的历史：译自〈汉书〉卷95》(History of the South-Western Barbarians and Chaou-Sen：Translated from the Ts'een Hah Shoo，Book 95)，和《严助传：译自〈汉书〉卷64》(Memoir of Yen Tsoo：Translated from the Ts'een Han Shoo，Book LXIV)。此后两年，该刊物又陆续刊登了卫氏的《汉书·西域传》第一、二部分的译文《西域注：译自〈汉书〉卷96》(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Translated from the Ts'een Han Shoo，Book 96，1881年第10卷、1882年第11卷)。
    卫礼是西方最早对《汉书》进行研究并取得成果的汉学家之一。虽然由于语言限制和文化差异，他对《汉书》的研究尚停留在初步译介的基础上，且范围也仅局限于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与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这些地区和民族自身的历史。但不可否认，他的研究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关注，推进了欧美《汉书》研究的深入发展。
    2.德效骞的《汉书》翻译和研究。移居美国的英国汉学家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1892-1969)所注译的三卷《前汉史注译》(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是西方汉学家治秦汉史必读的经典之作和基本参考书。该书是由1919年成立的纽约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组织，卡耐基基金会资助的翻译工程，也是选译《汉书》篇目较多的英文译本，由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韦弗利出版社历时近二十年才将三卷全部出版。第1卷《帝王本纪：〈汉书〉卷1-5》(The Imperial Annals，Chapter 1-5，Vol.1，1938)，包括《汉书》第1卷至第5卷的译文，并附有中文原文及一张地图。第2卷《帝王本纪：〈汉书〉卷6-10》(The Imperial Annals，Chapters 6-10，Vol.2，1944)。第3卷《帝王本纪：〈汉书〉卷11-12及〈王莽传〉》(The Imperial Annals，Chapters 11-12 and the Memoir of Wang Mang，Vol.3，1955)，包括《汉书》卷11、卷12及卷99的译文，另有8个附录，含《公元3年以前的悼念习俗》、《食货志》节译、《王莽及其经济改革》、《刚卯护身符及日食》等4篇。德氏的《汉书》注译综合了西方汉学注重译注基本汉籍的传统，他采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为底本，大量参考中外学者的相关著作，并由两位中国学者任泰、潘乐知协助翻译，最后再请荷兰的两位汉史专家戴闻达(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1889-1954)和范德隆(Piet van der Loon)予以校正。译本采用中国传统注疏的方式，以“纪年”为主干，加入其它相关史事史料，并辅以“书志”作背景资料。每卷各章的“本文”为《汉书》各“帝纪”的英译并附有中文本文，再注入相关史事史料，下分数十节，每节中再逐日、逐月、逐年纪事。译注者尤其注重对所译、所注史事的精研与综合讨论，并将心得作为“导论”列于每章之首，对西汉诸帝之朝政大事及其史料应特别予以注意的地方加以分析；又于每章之末，列“附论”对该朝若干重要事项进行专题分析。其译风严谨，注释与考证力求精当、详细，堪称学术研究型的典范译本。译本前两卷于1947年荣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金石文艺院颁发的“儒莲奖”，该奖号称“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由此可见译注者投入之巨、钻研之深，及其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之尊崇。不足之处在于因德氏过分注重直译，使得整体文风显得不够流畅、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