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上述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更为深入，并集中在两部著作的版本和记载何者更真实、可靠的问题上。1989年，何四维发表了《被遗忘的立国元雄：〈史记〉〈汉书〉贵族年表再考察》(Founding Fathers and Yet Forgotten Men：A Closer Look at the Tables of the Nobility in the Shih Chi and the Han Shu，《通报》1989年第75期)一文，将《史记》卷18与《汉书》卷16进行了比较。次年，他又发表《〈史记〉与〈汉书〉间的惊人差异》，指出《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与《汉书·王子侯表》有明显矛盾之处，二者年限相差竟有6年之久，并认定《汉书》中的记载更为可信。美国杨百翰大学教授韩大伟(David B.Honey)于1999年在《中国文学》上发表《〈汉书〉原稿证据以及〈史记〉校勘：以〈匈奴列传〉为例》，通过对《史记》、《汉书》中关于《匈奴列传》的文本分析，借助信息传播理论中文本与版本间的差异区分，他指出《史记》中各章节的版本可能是单独流传的，并以《匈奴列传》为例比较了两部史书中的相关记录，认定《汉书》中有关匈奴的叙述比《史记》保存得更为原始，同时得出《汉书》比《史记》现存版本的相关记录更为可靠的结论。
    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教授叶翰(Hans Van Ess)在“史汉比较”方面亦有建树。在《〈史记〉〈汉书〉中的“黄老”之意》(《中国研究》，1993年)一文中，他指出司马迁、班固在《史记》、《汉书》中所提及的“黄老”既非哲学思想、也非宗教思想，而是对于当时具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重臣的一种分类标准。2008年，在台湾佛光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汉学中的“《史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叶翰提交论文《〈史记〉篇章中次序的连贯性》(On the Relevance of the Sequence of Some Chapters in the “SHIJI”)。对《史记》、《汉书》的篇章次序进行比较与区分异同后，他指出《司马相如传》在《史记》中列于第一一七篇，而在《汉书》中则列于第五十七篇，二者都有“七”这个数字，而列在《汉书》第87篇的《扬雄传》，笔法亦与此相同。原因在于：司马相如与扬雄同是蜀籍诗人，司马相如与谈、迁是同姓，扬雄也是班家的知心好友，因此其间应有所关联。此外，《史》、《汉》中的另一数字“十二”也饶富神奇色彩。叶文以此推论《史》、《汉》篇次的模型，用以勾沈史书的编撰之意，是否合乎史家本意，尚待探讨，但不失为一个独特的视角。
    柯马丁长期从事先秦两汉的文学研究。在《汉史之诗：〈史记〉〈汉书〉叙事中的诗歌含义》(林日波译，《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3期)一文中，他以《史记》、《汉书》中所引用的诗歌、谣谚，以及《汉书·艺文志》、《礼乐志》中保存的诗歌目录为对象，探讨了汉代诗学的基本思维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并就汉代乐府采诗制度进行了专门研究，从而得出结论：《史记》行文恣肆、疏荡而有奇气，《汉书》结构宏伟、叙事庄严信美，二者均可称为兼有诗之意蕴与史之深邃的“咏歌之史”，这一结论显示出作者对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及史学编撰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4.《剑桥中国秦汉史》对于班固和《汉书》的论述。《剑桥中国秦汉史》集中了许多西方秦汉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是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最权威、最经典的著作之一，可视为欧美学者对于班固和《汉书》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全书分16章，其中第二章“前汉”(鲁惟一撰)和第三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毕汉思撰)均取材于《汉书》。在“导言”中，编者肯定了《汉书》的史料价值、语言风格和叙事成就，主要体现在：一、对于《史记》、《汉书》两部正史中完全一样或几乎一样的文字，往往优先采用《汉书》，原因在于《汉书》各卷的安排和结尾有时比《史记》的相应篇章更加完整和明确，且集中使用《汉书》更利于根据同一种史料贯穿整个前汉史研究。二、编者意识到《史》、《汉》语言风格的差异，认为《史记》反映的是当时使用的语言，而《汉书》作者则更喜爱古文字，并常用一些古词。三、《史记》、《汉书》“对中国的历史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不但是因为“它们为以后的历史树立了结构形式”，而且作者的优美文笔也成为后世“鲜明有力的文章样板”，一直被人们所钦佩和模仿。在每卷卷末作者加进了自己的议论和评价，以说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对现行制度、实践的批评，“为中国以后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一个先例”。上述论述，说明该书的编者对于《汉书》在继承《史记》编撰成就的基础上并有所发展、创新，使其体例更完整、结构更严密、记载更完备详尽，且文体风格更受古文影响从而显得博雅弘丽等特点，是有着较为清楚的理解的。
    然而，由于对《汉书》的成书背景、编撰宗旨、叙事成就和西汉历史文化的认知与把握尚存在不足，该书编者同时对《汉书》史料来源的可靠性、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与历史评价的客观性提出了多方质疑乃至否定，认为《史记》、《汉书》这样的正史“缺乏因果意识”和“外部材料的制约”，“且不够完整”，因此研究者“在批判性地处理材料时要求持谨慎的态度”。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于皇帝、诸王和显贵人物等家族的家谱中所收的妇女的参考材料没有男人们那样完整；二、对于京师政治事务的报道占绝对大的比重，而对于地方性事件的叙述则比较少；三、计量材料只是偶尔散见于各处(且不够精确)，却大量收录了来自官方或皇帝决定的枯燥的声明或严肃的公告，以及国家文献的提要；四、有关对外关系方面的论述材料都是用中国人的观点写成的，并且被中国官员的态度、偏见和记录所歪曲，“而当时与帝国官员打交道的民族没有留下它们能够自己叙述这些关系以及谈论对其中国邻邦的看法的任何文字记录”(详见该书“导言”)。五、对于王莽的评价和新莽历史的叙述，编者认为班固是“以兴复汉室的斗士的观点”来撰写《汉书》的，《汉书》“没有把新莽王朝当作一段应该同样享受一个虽然短命、却被视为合法的王朝尊重的完整时期”，是由于“受命于天的信仰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因此“古代的历史学家引用、隐瞒、歪曲甚至伪造证据，以证明为什么王朝的创建者值得上天的赐福”，“它对公正地评价像推翻前汉皇室而试图另立自己王朝的王莽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个主要障碍”。于是，“王莽自然而然地成了历史编纂学的受害者，从天子之尊贬为篡位者”，虽然当了15年皇帝，却没有他应有的历史，其所占有的篇幅只是《汉书》之末(卷99上、中、下)的一篇传记，“文中对他的为人和他的统治进行了连续的批判”，且“很少提到他和他的支持者”，而“《后汉书》对他的垮台的细节补充得很少”，“对王莽只能在这样贫困的材料基础上进行评价”。这些论述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和客观、公正的学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