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德效骞对儒学在西汉社会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所进行的探讨，以及对西汉皇朝盛衰兴亡的历史趋势的把握，都是较为准确、深刻而精辟的。陈启云教授对此有很高的评价。在论文《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中，他称自己的研究深受德效骞影响，并坦承自己对西汉儒学的研著，正是建立在德氏研究的基础之上。
    3.华兹生及其《汉书》翻译。1925年出生于纽约的著名翻译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于1974年出版了他的《汉书》选译本《古代中国的朝臣与庶民：班固〈汉书〉选译》(Courtier and Commoner in Ancient China：Selec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华氏译本包括《汉书》卷54、卷63、卷65、卷67、卷68、卷71、卷74、卷78、卷92和卷97。其底本亦采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同时还参考了日本学者的译著，以及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选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中有关《汉书》的注释。
    华氏译著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研究院的资助，其所选译的《汉书》列传基本为首译，选译章节主要涉及汉武帝统治前后的史实。除部分章节进行了删减外，多数章节较为完整，每章开头均以《汉书·叙传》中的相关论述为序言。与德效骞带有典型学术特征的译著风格不同，华氏译本旨在展示班固特有的史料采撰和编撰方式，突出其叙述风格及讽刺手法的多样性，并以此显示《汉书》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由于译本主要面向普通读者，因此译者并未采用直译方式，而是注重文字的简洁、优美，且很少加注，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及可读性，为《汉书》在西方读者中的普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二、欧美《汉书》研究概述
    上述西文译本为欧美汉学界进行《汉书》和西汉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20世纪欧美学者的《汉书》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不断发展，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就发展阶段而言，20世纪上半期的欧美《汉书》研究仍以文本译注为主，研究为辅。作者往往会翻译《汉书》中的有关章节，同时提供一篇将所研究题目置于上下文总背景中加以考虑的批判性导言。20世纪后半期，随着欧美学界西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汉书》版本考证、专题研究、编撰成就以及班固的生平学术方面的论著不断问世，在《史记》、《汉书》的比较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成果。作者不仅对于研究课题进行分析性的阐述，且在探究时还注重对原始材料进行意译。
    1.对班固生平家世、学术思想及《汉书》编撰成就的研究。20世纪以来，在一些欧美学者介绍中国史学史的通史性论著中，均涉及《汉书》研究，其中尤以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多。如嘉德纳(Charles S.Gardner)的《中国传统史学》(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哈佛大学出版社，1938年版)、韩玉珊的《中国史学纲要》(1955)，和杨联陞的论文《中国传统的编史工作》(1938)、《二十四史称呼之理论》(1947)和《古代中国历史研究之发展》(1952)，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由伦敦大学的毕斯利教授(William G.Beasley)与剑桥大学的浦立本教授(Edwin G.Pulleyblank)主编的论文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该书为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史学的必读书，其中收录了英国汉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格雷(B.Gray)与荷兰汉学家何四维的论文(崔氏的《中国的传记》、格雷的《中国20世纪前的史学著作》、何氏的《汉代历史编纂学简论》)，均对《汉书》进行了专门论述。他们从探讨班固史学观的角度研究了《汉书》的编撰方法，就其继承《史记》体例、完善纪传体断代史的成就予以了肯定。
    这一时期，欧美学者对班固的生平家世与《汉书》编撰方法、成就进行了多方面探索。1931年，法国华裔汉学家罗振英(Lo Tchen-ying)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史学的程序和方法：一个史学世家及其著作》，从班氏家族的史学编撰方法入手，分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撰史方式。该论文后被列入里昂大学法汉研究所出版的研究论著第9号，由巴黎保尔·古特纳出版社于1931年出版。1944年，美国汉学家萨金特(Clyde Bailey Sargent)撰写了《资治史学：班固和前汉历史记录》(Subsidized History：Pan Ku and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Former Han，《远东季刊》第3卷第3期)一文，对《汉书》的组织结构、编撰体例、记载范围、史料来源以及班固撰史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分析。1964年，斯普里克(Otto B.Van der Sprenkel)在专著《班彪、班固和汉代史学》(Pan Piao，Pan Ku，and the Han History)中，介绍了班氏家族、班彪、班固的生活经历和《汉书》编撰的几个阶段，考证了《汉书》的版本。通过对《史记》纪传体通史与《汉书》纪传体断代史两种体例之间的比较，作者分析了司马迁与班固从个人学识素养到历史编纂方法的异同，得出了“班固堪称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的结论。该书被列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方研究中心不定期论文1964年第3号，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蒂罗斯(Pantelis Ellis Tinios)的博士学位论文《班固、匈奴及〈汉书〉卷94〈匈奴传〉》(Pan Ku，the Hsiung-nu and Han Shu.94)。作者以《匈奴传》为例，研究了班固的撰史方法及宗旨。
    亦有学者关注班固的学术思想和撰史旨趣。1939年，美国汉学家德克·卜德(Derk Bodde，1909-2003)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59卷第2期发表了论文《中国范畴思想的类型》(Types of Chinese Categorical Thinking)。作者以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用九类标准将古人划分为“圣人”、“仁人”、“智人”、“中人”、“愚人”为例，说明中国传统思想中存在范畴分类的特点，由此论证了中国人崇尚秩序与平衡的思想渊源。美国学者克拉克(Anthony E.Clark)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兰台中的历史学家：班固〈汉书〉中的辩论术》(Historian of the Orchid Terrace：Partisan Polemics in Ban Gu's Han Shu，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基础上出版的著作《班固的中国早期历史》(Ban Gu's History of Early China，纽约坎布里亚出版社，2008年版)，是迄今为止欧美学者研究班固与《汉书》较为深入、详尽的一部专著。作者在充分利用中西方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学家和历史编纂学日益增长的研究兴趣，把对《汉书》的文本分析与班固的生平学术及其家族在两汉兴衰之际的活动结合起来，并将“逐鹿”、“斩蛇”、高祖与宣帝身上的“异兆”等印证汉王朝“天命所归”的神话与班固的历史编纂联系起来，进而得出结论：《汉书》不仅是一部客观、真实记载汉代历史的著作，更是一部贯穿着班固个人理念、抱负和学术旨趣所“创造”、“想象”出的历史。作者对于后世将《汉书》的编撰成就仅视为史家在史书结构、体例和历史记录方面的贡献这一看法提出了异议，指出班固以“宣汉”和“断汉为史”为理论指导著《汉书》，其目的在于歌颂东汉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相较于司马迁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史诗风格不同，班固简洁、文雅、冷静的叙事风格被后世多数史家所效仿，并对后世的史学、诗歌、叙事文学作品影响深远。这些论述均是有见地的。然而，他认为《汉书》是一部建构在班固的“自我认同”之上、体现着作者的存在、类似于“自传”的著作，正如詹姆斯·乔伊斯将个人意志与荷马的尤利西斯贯穿到自己的作品《尤利西斯》之中一样，这一论断则显然混淆了史学与文学的界限，显示出作者对于汉代历史文化背景、班固的撰史宗旨，以及中国古代史学传统的隔膜乃至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