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学者从文学角度对班固进行研究。美国汉学家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1883-1956)在其遗作《两位中国诗人：汉代社会生活与思潮简述》(Two Chinese Poets：vignettes of Han Life and Thought)一书中，对班固和张衡的代表作《两都赋》和《二京赋》所描述的汉代东、西两都的生活场景与社会思潮进行了分析比较。他去世后，该著作经其学生整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后经格林伍德出版社1977年再版)。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的论文《汉颂--论班固〈东都赋〉和同时代的京都赋》(彭行译，《文史哲》1990年第5期)，深入探讨了班固的《东都赋》及其影响，他强调班固“以狂热的激情描绘东汉统治者尤其是明帝的道德优越感”，其“基本目的是要证明东汉优越于西汉，因为东汉坚守儒教礼仪纲常”，亦是言之有据的。
    此外，对于班固家世和《汉书》的研究还扩展到其妹班昭。鲍德温(S.L.Baldwin)曾出版译作《班昭〈女诫〉：〈曹大家文征〉导言》(The Chinese Book of Etiquette and Conduct for Women and Girls,Pan Chao,ca.49-ca.120 CE,Entitled,Instruction for Chinese Women and Girls,By Lady Tsao，纽约 Eaton & Mains出版社1900年版)。1932年，李斯万(Nancy Lee Swann)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班昭：公元1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女学者、女作家：其背景、祖先、生平及作品》(Pan Chao,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First Century A.D.:Background,Ancestry ,Life,and Writings of the Most Celebrated Chinese Woman of Letters)。该书当年被列入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论丛之五，由纽约世纪出版公司出版，后于1968年和2001年再版。是美国学者介绍中国古代知识女性的早期著作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西方学者介绍、研究班昭的代表作。作者概述了班昭生活、著述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家学渊源，翻译了班昭在文坛活跃十多年间存留的作品，认为其文采主要体现在《女诫》这部影响中国后世女性观的作品上，就这位中国古代正史修撰中绝无仅有的女史学家对《汉书》的补撰进行了详细考证。
    2.对《汉书》的专题研究。有关《汉书》的专题研究，是伴随着欧美学界对于汉代政治史、经济史、风俗史、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民族史、法制史等研究的深入而逐步深化的，主要集中在“十志”上，其中尤以《食货志》和《刑法志》为最多，《礼乐志》、《艺文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亦有所涉猎，内容包括西汉的政治制度、法律理论和实践，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外交关系、思想倾向以及宗教信仰和仪式，等等。
    1948年，伯儒(Rhea C.Blue)撰写了《汉、魏、隋史：食货志的争辩》(The Argumentation of the Shih-huo-chih：Chapters of the Han，Wei，and Sui Dynasties)一文(《哈佛亚洲研究》卷11第1-2期)，其中第二部分对《汉书》卷24《食货志》及卷91《货殖传》进行了部分译注。1950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斯万的专著《古代中国的食货：公元25年前中国最早的经济史--〈汉书〉卷24以及相关卷91和〈史记〉卷129》(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The Earliest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to A.D.25：Han-shu 24，with Related Texts，Han-shu 91 and Shih-chi 129)。作者深入研究了汉朝人口和当时盛行的社会学说，汉代的行政系统和国家经济基础，政府对农业、税收、劳役、垄断、物价控制和货币等方面的政策，对中国古代经济史有较为准确、全面的把握，使读者在理解该文的基础上进而对班固的史书编撰有新的认识。1967年，泰(C.Tay)在《华裔学志》第26卷上发表《钱币学与历史：关于〈汉书〉中一些汉字的研究》(Numismatics and History：A Study of Some Characters in the Han-shu)一文，分析了汉代钱币发行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1920年，汉堡弗里德里希父子出版公司出版了德国汉学界元老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的专著《儒道与中国国教史研究：〈春秋〉问题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节译了《汉书》卷23《刑法志》。何四维自20世纪50年代即从事汉简研究，先后发表了简牍论文十余篇。他撰写的《汉律拾零·〈汉书〉卷22、23注译与研究》(Remnants of Han Law，Vol.Ⅰ：Introductory Studies and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22 and 23 of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一书，节译了《汉书》卷22《礼乐志》和卷23《刑法志》。该书被列入“莱顿汉学丛书”第九卷，1955年由莱顿布雷尔出版社出版。与《汉书》早期简略、粗糙的译文相比，何氏大量参考了中国古代学者对《汉书》的注释，以及现代(主要是日本)的文献研究成果，对其中晦涩难懂的段落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解读，其注释内容是译文的两倍，集中体现了西方汉学界过去数十年在《汉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0年，美国汉学家毕汉斯(Hans Bielenstein)出版了专著《〈前汉书〉关于灾异的解释》(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rtents in the Tsien Han Shu，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卷22)。作为西方汉学界研究汉代史的代表学者，毕氏在分析灾异学说在汉代阴阳五行思想中的意义时，肯定了史学理论和当时哲学思想的一致化倾向。对毕汉思的《汉书》研究成果，中国学者陈启云、刘正均有介绍，并给予了较高评价(详见陈启云：《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第69-71页；刘正：《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118页)。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在其论文《西汉时代征兆阐释中的宗教忧虑和政治利益--以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1-87年)为例》(《中国史学》2000年第10卷)中，指出《五行志》所反映的内容并不仅局限于西汉，当这些篇章最终被作为《汉书》哲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之时，它所反映的内容便延续到了东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