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吕、曾二人与宋神宗的关系上，如熙宁五年九月，当神宗问及：“起居注见阙，何人可修？”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丧欲除。”神宗言道：“惠卿最先宣力。”王安石对答道：“非为其宣力，如此人自当擢用。”神宗言道：“惠卿胜曾布。”(46)此后，吕惠卿还担任了被神宗极为看重的军器监判监职务，并且在任职期间，成绩卓著。史载朝廷置监前，“在京及诸路造军器多杂恶，河北尤甚”。到熙宁七年，“所制兵械皆精利”(47)。由此可见，神宗此时极为看重吕惠卿，甚至超过了曾布。
    而对于曾布来说，如前所述，熙宁五年十二月，王安石欲使已担任翰林学士的曾布继续成为宰属，却未得到神宗允准，反而神宗称许吕惠卿“吏文尤精密”(48)。这说明在市易案发生之前，神宗更偏爱吕惠卿的才能。
    但在市易案发生之后，神宗最初支持曾布。不过后来在时时“同情”曾布的同时，转而支持了吕惠卿，这使得曾布此时的政治前景发生了逆转。
    最后，从吕惠卿、曾布二人朝中主要关系的分布状况来看，如吕惠卿之弟吕升卿，经王安石举荐，于熙宁六年三月为馆阁校勘、提举详定修撰经义所检讨(49)。随后曾任察访京东路常平等事、权发遣京东路转运判官等职。到熙宁七年五月，被朝廷任命为崇政殿说书。司马光记载说：“升卿素无学术，每进讲，多舍经而谈财谷利害、营缮等事。上时问以经义，升卿不能对，辄目(沈)季长从旁代对。”(50)李焘对此说疑问道：“升卿无学术，不能对上所问，不知《诗序》何以即全用升卿所解，当考。”(51)该年八月，崇政殿说书吕升卿上奏：“淮东民所出役钱差重甚，有愿减钱应募之人，寻召五十八人者专勾当诸场务，尝奏一路依此施行，乞付转运副使俞充相度。仍兑籴发运司许籴上供米三十万石与本路阙军粮处，令转运司依价拨还。”朝廷从其请。李焘对此评论道：“此可见升卿舍讲说而言财利事也。新本削去，今存之。”(52)由此可知，身处神宗周围并得到王安石信任的吕升卿，已全然变成了变法派中极为重要的成员了。此外，如此时正作为新法重要实施者的章惇等人，与吕惠卿关系亦不同一般。
    而对于曾布来说，其朝中主要关系分布并没有如吕升卿、章惇等在当时变法活动中地位极其重要者。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吕惠卿在与曾布同朝共政时期，无论在与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关系上，还是在朝中主要关系的分布方面，均占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在市易案发生之后，相对于吕惠卿而言，曾布选择顺从神宗旨意而极力斥责市易之弊的结果，使得他完全走上了与变法派分裂的道路。
    归结而言，导致变法派内部首次分裂的导火索虽为市易违法案，而深层次原因则是源于曾布、吕惠卿二人同朝共政时职位变动诱发出个人性格品质与思想路线的冲突。等到市易案发生后，使得变法派内部原有矛盾在外力推波助澜下迅速激化。这期间，从现有史料来看，尤其是曾布斥责市易之弊的言论颇为尖锐，曾布与吕惠卿的矛盾已难以调和，变法派队伍分裂已不可避免。史载熙宁八年四月，神宗与王安石论理财之事，神宗谈到曾孝宽之言，“以为使两人共事，适足相扰，不如专任一人”(53)。那么，对于像曾布和吕惠卿这样既具有同等资历又有着极强政治追求的同朝共政者，所遭遇的结果也许正是曾孝宽所指出的。
    随着王安石罢相，曾布游离出变法派队伍，吕惠卿势力壮大，王安石领导的变法派队伍分化严重，它无疑对变法派及其变法活动造成了极大影响。
    首先，该次分裂直接导致以王安石所领导的原变法派队伍从此走上了分化瓦解的道路。原本王安石在吕惠卿和曾布全力辅佐下，可以使逐步展开的变法活动能够顺利推行，但由于该次分裂的发生，迫使王安石于熙宁七年四月首次罢相，曾布分离了出去。其间尤为严重的是，由此引起的变法派内部信任危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相当巨大的。如前所论，在变法推行遇阻，王安石遭受到外部巨大压力之时，此前备受王安石信任的曾布选择了依靠神宗以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并且最终分离了出去。他的此次举动，对王安石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到熙宁八年十二月，吕惠卿既罢，当神宗以手札问王安石“或言卿欲拟奏召曾布赴阙，复任以事”时，王安石讫不召布。曾布之子曾纡在《释诬》中记载王安石对神宗之言：“陛下无以其刀笔小才，而忘其滔天大恶。”又据吕惠卿八年九月十六日《日录》记载：“只有个曾布，安石未曾唤来内里。八月十五日，中书聚听，言他数件大恶。”(54)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分离出变法队伍的曾布已完全失去信任。
    同样，曾布、吕惠卿二人在职权之争时，吕惠卿因得到王安石充分信任得以在朝继续维持变法工作，但当王安石在罢相期间已无法亲自主持变法，并且王安石由此日渐丧失变法主导权，宋神宗更能决定吕惠卿政治命运的时候，吕惠卿、王安石二人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等到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再相，王安石、吕惠卿二人同朝共政时，此前在神宗手下维持变法工作的吕惠卿，已不再一如既往地与王安石亲密无间，而是时有抱怨与不满，并且他还不时将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单独表露给了宋神宗，这使得二人之间隔阂日渐加重，并最终导致了分裂。史载：“安石再相，王、吕交恶，出惠卿于陈。惠卿乃发安石前所谓‘无使齐年知’之书，上览之，犹薄其罪。惠卿复发其‘无使上知’之书，由是上以安石为欺矣。至是安石罢政，复用京云。”(55)该说法未必可信，并且王安石曾答吕惠卿书：“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论，岂有它哉？”(56)但“无使齐年知”、“无使上知”的政治传闻表明，二人之间的信任危机是导致彻底分裂的重要因素。
    其次，该次分裂使原本由王安石亲自领导的变法活动发生了一定转折。我们知道，王安石领导的变法活动是一项涉及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的重大变革活动。自熙宁二年开始，由王安石主持，吕惠卿和曾布先后积极辅佐推行，其间虽则不时遇到层层阻力与干扰，但经他们极力克服，从而使得变法得以较顺利实施，并且还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到熙宁七年天灾严重，外界反对声浪扑面而来，宋神宗已发生动摇，而变法亟需深化之时，变法派内部的职权之争，迫使变法主导者王安石罢相，从而造成在变法的重要关头，王安石无法继续主持变法工作，加之变法派主要成员对变法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做法，由此也使得变法活动已不再完全按照王安石原先所设计的蓝图实施。如王安石罢相期间，朝廷推行的给田募役、吕惠卿兄弟所推行的手实法等等，均不为王安石所认可。而就在此时，随着宋神宗对变法主导权的逐渐控制，使得变法活动愈来愈朝着神宗的旨意与设想推行。如再相时的王安石欲深罪“不附新法者”，然而神宗不准许(57)。吕本中在《杂说》中记载：“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安石对所厚叹曰：‘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