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今文经学家与程朱理学的关系是一重要学术课题。程朱理学乃清代官方哲学和主流意识形态，今文经学复兴则是清代中后期醒目的学术现象，对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著名思想家产生过较大影响。与古文经学相比，二者均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范畴，而深入政治、思想领域。这一论题为解读清代今文经学家的思想倾向，尤其是认识儒家传统内“自改革”的理路，提供了重要参考。①尽管学界关于今古文之争、汉宋学分合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对于该课题却关注较少。
    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汉、宋学关系的演变密切相关。常州学派发轫时，恰值汉学鼎盛，宋学式微。庄存与等人选择今文经学，显然是不满清代汉学的现状，带有尊今文而去古文的倾向。②相对于以考据见长的古文经学而言，好谈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与讲求义理的程朱理学在轻考据、重义理方面存在共同倾向。况且，程朱理学居于官方哲学的地位，常州庄氏自明末以来就有以理学传家的家学渊源。可以说，兼尊程朱理学，乃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学术传统之一。
    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始作者庄存与(1719-1788)，治今文经学而不废程朱理学。他的《春秋正辞》采取“属辞比事”的方法，由“辞语”阐发义理，发掘《春秋》的微言大义，以维护现有的政治秩序与人伦道德，在宗旨上与程朱理学宗奉者所宣扬的思想主张并无二致。为了论述天理伦常的不可更易，他援引程、朱学说作为证据，如《奉天辞》述“审天命废兴”一条时引《程氏经说》卷五：“人理既灭，天运乖矣，阴阳失序，岁功不成矣，故不具四时。”③这在崇尚考据的乾隆年间，援宋学入今文，显示了庄存与重视宋学的特点。庄存与《四书说》一卷，本今文而兼程、朱。阮元称：“《四书说》敷畅本旨，可作考亭争友，而非如姚江王氏、萧山毛氏之自辟门户，轻肆诋诘也。”④皮锡瑞则指出：“其实庄氏所自矜创获，皆阴袭宋儒之余唾，而显背汉儒之古训者也。”⑤同时，庄存与制行宗宋学，注重理学修养：“其笃志深邃，穷源入微，独有会心，于汉则宗仰江都，兼取子正、平子，于宋则取裁五子……自署斋中屏联云：玩经文，存大体，理义悦心；若已问，作耳闻，圣贤在坐。其居敬穷理功夫于此大概可见。”⑥可见，庄存与和同时代的一些汉学家不同，并不排斥程朱学说。职此之故，甚至有学者径以宋学家称之。⑦
    刘逢禄(1776-1829)是常州学派的中坚，继承了庄存与兼采宋学的风格。他治学特点之一，即把今文经学与程朱理学杂糅在一起。所著《论语述何》2卷、《四书是训》15卷，均以微言大义来发挥《论语》等儒学经典。如《论语述何》解释“学而时习之”：“学，谓删定《六经》也”；“温故而知新”：“故，古也，《六经》皆述古昔称先王者也。知新，谓通其大义以斟酌后世之制作，汉初经师皆是也。”⑧他认为，“《论语》总《六经》之大义，阐《春秋》之微言，固非安国、康成治古文者所能尽。”⑨他以今文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四书》，然后从《四书》中引申出大义。《四书是训》以经文裁正《四书》，认为宋儒的注疏合于今文经学。书中提出，“汉儒长于数，其学得圣人之博，宋儒邃于理，其学得圣人之精，二者得兼，乃见圣人之全经”⑩。看似无所偏倚，结合上下文可知，这实则是指责当时的汉学家不读理学书籍而妄议程、朱之弊。该书在表达今文经学观点时，还直接为朱熹辩护：朱熹的《大学》、《中庸》章句，“注疏羽翼之功，不可埋没”(11)。刘逢禄还多次以理学概念诠释《春秋》，如“释三科例”：
    慎言行，辨邪正，著诚去伪，皆所以自治也。由是以善世，则合内外之道也。至于德博而化而君道成，《春秋》所谓大一统也。夫治乱之道，非可一言而尽。《易》变动不居，由一阴一阳而穷天地之变，同归于“乾元用九，以见天则”。《春秋》推见至隐，举包内外，以治纤芥之慝，亦归于元始正本，以理万事。故平天下在诚意，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春秋》之化，极于凡有血气之伦，神灵应而嘉祥见，深探其本，皆穷理尽性之所致为治平者，反身以存诚，强恕以求仁而已。(12)
    “修齐治平”、“穷理尽性”、“反身存诚”、“强恕求仁”乃理学家常用的话语，他却纳入大一统思想中，用以注疏《春秋》，宋学色彩浓厚。
    宋翔凤(1779-1860)治经同样主今文而不排斥宋学，程、朱与董、何并尊。他所著《论语说义》，以《论语》“为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之作，集中发挥微言大义。他所著《大学古义说》尊程朱理学正统，主张存理遏欲之说：“知止者，知人当有所止也。《大学》一篇不言性而言善，其善即其性也。人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之情，以滑乱其性，遂以至于祸乱而不可止。故发乎情者当止乎礼义。《大学》之礼，所以治人情而止其祸乱也。”(13)他晚年的文集《过庭录》，专列“道学”一条，大量引用《宋史·道学传》的文字，痛诋林栗、郑丙、韩侂胄等“小人”诬劾朱熹，为道学和朱熹学说辩护。又说：“至濂、洛诸子，穷极性命，发挥义理，讲明切究，以归实用。朱子搜辑二程遗书，而后洛学大备……至其辨天理人欲之分，最为学问入门要略。学者守此可以不流于释氏。”(14)诚如钱穆所称：《过庭录》“深推两宋道学，以程、朱与董仲舒并尊，盖几几泯汉宋之见焉”(15)。宋翔凤尊崇宋学的立场明显。
    龚自珍、魏源曾从刘逢禄问学，又与宋翔凤交游，治学重今文经学。他们生活的时代，乾嘉汉学有所衰落，程朱理学渐趋“复兴”，经世思潮正在兴起。受时代学风影响，龚、魏“喜以经术作政论”(16)，把经学研究与讨论时务结合起来，学术风格与庄、刘、宋有所不同。不过，从学术思想的主流看，龚、魏并未超越时代，他们所着力冲击的是“最尊严之学阀”汉学考据(17)，对程朱理学虽有不满，但以调和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