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1792-1841)明确反对汉学家标榜门户、排斥宋学的做法。针对当时汉学家对宋学的攻击，龚自珍序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时指出：“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矣。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祈同所归。”(18)“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宋代以来不断辩诘的学术话题，在龚自珍看来，汉学、宋学只是初入门径的差别，不应有霄壤之分。江藩以训诂、性理区分汉、宋，而龚自珍认为，真宋学未尝不谈名物训诂，真汉学未尝不谈性道义理，乾嘉考据学固执一端，有违圣学之义：“入我朝，儒术博矣，然其运实为道问学……敢问问学优于尊德性乎？曰：否否。是有文无质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绝也。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训诂实事以为之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谓学尽于是，是圣人有博无约，有文章而无性与天道也。”(19)也就是说，圣人之道是制度名物与穷理尽性的结合，是博与约、文与质、“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统一。由此，龚自珍主张，无论汉、宋，取长舍短，惟求其是：“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20)可以说，正是在反思汉学，调和宋学的基础上，龚自珍选择了研治今文经学。
    与龚自珍类似，魏源(1794-1857)走上今文经学道路也源于不以汉、宋学现状为满足。他指斥汉学家侈言考据，实则既不能通经，又不能致用，徒“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21)。魏源对宋学也有批评，例如，《默觚》篇批评宋儒言治无方：“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22)因此，他主张摒弃汉学、宋学的弊病，由诂训、声音、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政]事、文章于一”(23)。
    然尤当注意者，魏源对宋学并非一味攻讦，调和意味甚浓。他受湖湘学风影响，治学从宋学入，曾认真研习过程朱、陆王学说。即使转向今文经学以后，他对程朱理学仍有相当多的推崇、肯定之处。他的《诗古微》以今文立论，其中明显汲取了程朱理学的观点。皮锡瑞《经学通论》对此有专门阐释，兹不赘述(24)。《古微堂外集》前两卷中的文章，也大多与理学有关。卷一《大学古本叙》兼采朱、王，将《大学》提高到《六经》纲领的位置(25)。卷二“圣贤赞”12篇，列孔、孟、曾、颜、周、二程、朱、陆以及杨慈湖、王阳明、高攀龙、刘宗周等13人，折衷孔、孟，调和朱、陆，认为他们共传圣人之道。这13人，俨然构成了一个理学道统谱系，尽管它不会为正统的理学家所接受。
    《古微堂四书》则体现了魏源宗今文而不废宋学，重建道学体系的努力。《古微堂四书》又名《四书后编》，包括《大学古本发微》、《孝经集传》、《曾子发微》、《小学古经》四种，从思想逻辑和体例风格上看，有仿效或接续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意。其中，前三种于道光元年(1821)刊行问世，重在表彰曾子及其学说。其顺序之所以首《大学》，次《孝经》、《曾子》，魏源解释说，这是因为“《大学》出于曾子，而《孝经》则夫子所特授曾子之书，当世即尊为经”，为垂世立教之大原(26)；以《曾子》十篇为曾子门人记曾子之书，“宜与孔子之《论语》、《孟子》之七篇、子思之《中庸》，并列于四子书者也”(27)。《小学古经》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系尊朱子《大学序》及《仪礼经传通解·学礼》等篇而成，分“立教”、“明伦”、“敬身”三门，每门各有四篇正经，集注汉宋兼采、今古并用。该书首重养正践行、道德修养，有鲜明的理学色彩。钱穆称：“《大学古本》、《孝经集传》及《曾子章句》诸书，皆带宋学气息。”(28)这些著作表明，魏源虽以今文经学为宗，但并不一概排斥程朱理学。
    咸丰以后，清统治危机重重，程朱理学的权威受到挑战，有人称：“一闻道学之名，则群非众忌，无所不至。”(29)在此背景下，治今文经学者对待程朱理学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一些人出现了较为明确的反叛倾向。戴望、王闿运、廖平等的思想主张均不同程度地带有反宋学成分。
    戴望(1837-1873)治学主经世致用，前后三变，先是钻研颜元、李塨之学，后至苏州从陈奂问声音训诂之学，咸丰七年(1857)，复从宋翔凤习《公羊春秋》。戴望虽入曾国藩幕府多年，交游多为理学人士，但他却怀揣反理学思想。
    戴望的《论语注》以今文经学解释《论语》，寓有反宋学之意。《论语》在汉代分齐、鲁、古三家，文字有异，其中，《齐论》多《问王》、《知道》两篇。戴望继承了常州今文学派治《论语》的传统，他在《注论语叙》中曾自述著作缘起：“《齐论》盖与公羊家言相近，是二篇者当言素王之事、改制受命之制，与《春秋》相表里”，东汉郑玄、何休皆曾为此作注，但郑氏遗说存失参半，何氏“孤文碎句，百不遗一”，至梁皇侃为《论语义疏》而诸家之书亡佚。“自后圣绪就湮，向壁虚造之说不可殚究，遂使经义晦蚀，沦于异端，斯诚儒者之大耻也。望尝发愤于此，幸生旧学昌明之后，不为野言所夺，乃遂博稽众家，深善刘礼部《述何》及宋先生《发微》，以为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说不可。顾其书皆约举，大都不列章句，辄复因其义据推广未备，依篇立注，为二十卷，皆隐括《春秋》及《五经》义例”(30)。戴望著《论语注》，门户之见极深，把唐、宋以降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各家学说斥为“向壁虚造之说”、“异端”、“野言”，肆意攻击。
    相对而言，理学家首重《四书》，今文经学家首重《五经》，而尤推服《春秋》。戴望则认为，《论语》与《春秋》一样，本身即具有大义微言，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今文经(31)。为了证明《论语》的价值，他一改前人以《论语》证《春秋》的做法，另辟蹊径，转而援引《春秋公羊传》注《论语》。兹以戴望所注《为政》章为例。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注：此明通三统之义，故举夏、殷、周而不及虞。《春秋》于三正皆书王是也。